站上被告席的第一天，劉漢穿著一件樣式陳舊、普通的油綠色夾克，大部分時候神情嚴肅，與兩年前接受《華爾街日》采訪時那個披著貂皮大衣、對著鏡頭一臉憨笑的礦業大亨有極大差別。

經過一年多的關押，他明顯比之前的照片消瘦，眼袋非常突出。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草莽淘金路以來，他身體的損耗與財富積累并行著。

他的淋巴結從1994年開始一直腫大。

因為超常的電話量，他的聽力也出現問題，庭審時需要戴上助聽器，并要求法庭特意為他的座椅加上墊子。

    劉漢被控14項重罪，包括涉嫌組織及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故意殺人罪、妨害公務罪、開設賭場、非法經營、強迫交易……這是424名警察、花費200多天，在四川、貴州、海南、內蒙古、云南、上海、深圳等省市自治區以及香港、澳門等地，調查1000多人，調取證據資料1萬余份，最后形成800多本卷宗來證明的定罪。

他旗下的公司已大多被查封，四川省政協委員的稱號也被取消，孩子寄養在別人家中。

四個兄弟姐妹因為不同程度涉案被關押，只有一個70多歲的母親在海南，已經一年多沒有回四川。

如果上述控罪成立，他的所有財產將被沒收，“四川首善”的稱號也將被“最大的黑社會”所取代。

    劉漢否認絕大部分控罪，處心積慮地為自己辯解。

庭審時他總是隨身帶著起訴書，常常用筆記錄著，在法庭上的發言也比其他被告更踴躍。

尤其是在4月19日—庭審最后一天，他在法庭上花了140多分鐘做自我辯護。

除了停下來喝一口水，他一直按時間順序滔滔不絕地講述著自己記憶中的創業經歷。

語速不快，眉頭緊鎖，給人感覺有點誠懇，甚至艱難地講述著。

    口頭表達其實非劉漢的長項，上世紀90年代，當他試圖完成轉型，從一個資本市場上的投機客轉向實業時，他也曾使用各種方法來和掌控著項目的官員溝通：講自己的江湖往事，顯示自己的資金實力和決心。

一位曾在公事和飯局場合都和他有過接觸的市政官員告訴本刊記者，劉漢給他留下的印象是“說話沒什么條理，拉拉雜雜的”。

但在4月19日下午16點40分到18點55分這段時間里，他卻表現出了讓熟悉他的人都驚訝的表達能力。

“漢龍公司去旁聽的人都說，平時開會的時候都講不出來什么東西，也沒有邏輯性，這次居然這么能講。

”北京尚權律師事務所律師張青松對本刊記者說。

他在此案中擔任劉漢的代理律師。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洪浩也旁聽了這次庭審，他告訴本刊記者，劉漢的自我陳述給他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很有條理性，也很清晰，感覺像一個正常的商人，而不是黑社會老大那種臉譜式的形象”。

而這，可能正是劉漢拼盡全力所要努力的結果。

他要用一種邏輯來掩蓋、否認他必須面對的事實。

    除了出乎意料的，其實是他準備已久的條理之外，劉漢還用一些更感性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邏輯。

他陳述過程中有36次長嘆，6次克制但明顯的流淚—既不是號啕大哭也不僅僅聲音哽咽，法庭7次提醒他注意情緒和措辭。

    這不是他第一次流淚。

2014年元月，當張青松第一次在咸寧看守所會見他時，他就情緒激動得無法控制。

在見到律師前，他已經被關押了9個多月。

據他的家人告訴本刊記者，因為有重大行賄嫌疑，在案件調查階段不允許請律師。

直到今年元月劉漢才獲得首次見律師的機會。

或許因為長時間與外界隔絕，律師第一次會見時劉漢拒絕說話。

“他懷疑我的身份。

直到我把他家人的照片，還有他家里人寫的一封信給他，他才相信了我們。

他立刻變得非常激動，語無倫次地針對起訴書上的罪名提出抗辯。

第一次會面幾乎無法正常地對話。

”張青松對本刊記者回憶。

    在和張青松閑話時，劉漢說他最佩服依靠自己奮斗的人，他在庭上的申辯也強烈地傳達了這個信號—“我覺得他的陳述無非是想講他原始積累的過程是付出勞動的，他的個人辯護很充分地表達了自己的想法。

”洪浩對本刊記者回憶。

    奮斗確實就是劉漢的人生：他生于貧苦的市井之家，沒上過大學，在上世紀80年代市場經濟初起、價格雙軌時，從木材運輸和貿易中開始認識交換術而踏上淘金之路。

此后挾貿易實戰中積累的“人際關系決定一切學”及對價格的經驗和敏感，在期貨市場中獲得了真正意義的第一桶金。

在地方政府財政危機與發展愿望共同膨脹時，他通過提供資金幫助地方政府完成市政項目，換取廉價土地的開發利潤。

當國企經營陷入困境時，他又獲得了參與國企改制的機會，也獲得了在資本市場上高拋低吸的金融平臺。

他深諳權利與交換的法則，從不提供“免費的午餐”—每每出手幫助政府解決一個問題，總能換得自己心儀的、放大多倍的資源。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來臨，他又運用自己擅長的低買高賣手段進入國際礦業市場，在合適的時機，利用合適的機會，讓自己的資產獲得成倍增值。

一位熟悉他的人對本刊記者解釋劉漢資產的超常增長：“他瞄準的是大手筆、特殊的有超額利潤或者壟斷利潤的東西。

或者用對手交易吃掉對手，或者靠壟斷資源牌照，每個布局都是一旦成功就有巨大利益。

”2013年3月被警方帶走前，他已是連續兩屆的四川省政協常委、上市公司金路集團的董事長，他創辦的漢龍集團產業涵蓋了礦產開發、清潔能源、食品酒業、地產、教育等多個領域，擁有全資或控股企業30多家。

    在資產壯大的過程中，劉漢并非一只闖進瓷器店的莽撞公牛，即便在最野蠻生長的時代，他還是表現出了了解規則的精細、等待機會的耐心，以及利用規則的精明。

這規則本身就是中國特色，并不透明的市場經濟中的機會。

在采訪中，不同采訪對象都提到他熟諳規則、利用規則的能力。

當說到與京城富豪袁寶璟頗具爭議的期貨之戰時，一位曾參與這次期貨交易的專業人士第一句話就是：“那次就該他贏。

”“他不是修改規則，而是利用規則。

”一位官員向本刊記者回憶與劉漢的接觸，提到劉漢給他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一句話：“他說‘民不與官斗，我懂這個道理’。

我當時想，咦，劉漢還明白這個道理。

”    其實，如何與官員交往就是劉漢深諳的規則。

官員為我所用、為我調度是他非常擅長的方法。

他每進入一個領域，公司高管名單中就會出現該領域的官員。

隨著產業擴大，高管名單成員也由前成都聯交所總裁、前證監會期貨部副主任、前中期公司總裁，直到后來的前省委書記秘書、前省辦公廳主任。

“我的很多朋友都到他那里去，除了他出手大方，還因為他有想法。

他要靠這些人去幫他做大，但他也給這些人一個事業的版圖，給一個比較自在的機制。

”一位前任政府官員對本刊記者說。

    劉漢的前妻楊雪曾向警方這樣供述劉漢與官員的交往之道：“劉漢會帶我一起跟他們吃飯，向他們贈送黃金、翡翠等貴重物品，價值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元，有時候還會通過賭博向他們行賄。

”    但與官員交好的方式遠不僅止于此。

一位知情人士告訴本刊記者，他通過向滇池保護基金捐款1.2億元，獲得了與云南省官員坐上同一張桌子的權利，并用一頓價值上百萬的宴請來表達他的財力和對官員的尊敬。

他接受一位地方領導的力邀，去投資環境尚不完備的地方投資，但換得的是這位領導給他介紹更高層的關系，使他的官場網絡從地方輻射到北京。

    劉漢是在完成了權錢交易學基礎啟蒙后，憑借他在交易原則上的天賦走上越來越寬闊的財富積累之路的。

他的“人際關系決定一切學”使他走通官場、銀行，所有流通與保障環節，如魚得水。

隨著經濟實力增長，他的關系網也就越織越大，越織越密。

尤其是有了四川省政協常委的身份后，他結交的官員級別已非普通富豪所能比。

但劉漢之深諳規則，又意味著和官員的交往并非那么赤裸裸的權錢交易。

劉漢在自辯中說：“我給官員們行賄，我都交代了，我沒有和他們有權錢交易，那是禮尚往來感情交往，我以前不認為那是犯罪。

”贈予巨額“人情往來”的財物，卻不直接與項目掛鉤，讓給予和收受財物的雙方都置于一個相對安全的境地。

    有關黑社會的指控中，劉漢唯一承認的是因弟弟劉維而犯下了窩藏罪。

劉漢說，在因涉嫌參與槍殺陳富偉被通緝后，劉維躲藏在廣漢的一處僻靜的院落中，其間他去探望過他，給他錢物，并在某年的除夕夜，以省政協常委的身份給四川省公安廳電話，讓劉維有了回家吃年夜飯的權利。

他拒不承認他與劉維之間有更深層關系。

但即使是這樣在他看來出于親情的行為，對社會又意味著什么？一位當地警察對本刊記者說起此事，流露出無法抑制的消極：“覺得自己做的事情很沒有意思。

”“以命抵命是常識，因此一般人出了問題是商量、談判。

但他們有膽子，也有能力用人的性命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

”制造鬧市槍案被通緝的疑兇，就在眼皮底下近5年沒有歸案，警察的職業尊嚴會被消解。

對老百姓來說，他們的反應就是“不談”。

廣漢有一條很有名的茶坊街“小河流水”，一條蜿蜒數百米的小河邊，是一家接一家的茶館。

人們日復一日、密密麻麻地聚在這里，喝茶、打牌、看報。

但當地人告訴本刊記者，在這個四川人特有的公共議事場所，很少有人談論劉氏兄弟。

人們既不談論他們的受審，也不談論他們曾經制造的不公平。

那些發生在這個城市里，囂張但沒有受到懲罰的暴力，即便與己無關，仍然能形成一種威懾力。

“不談就是一種自我保護，不談，危險就離自己遠一點，但不談也是最大的問題。

”    一位熟悉劉漢的人對本刊記者評價他是：“利用了轉型和改革時期很多不規范的東西，發揮出了他的天賦，達到了極限。

”他曾被評為四川省改革開放30年的標志性人物，這與起訴書對比有些反諷的稱號，確實標記著一段歷史—劉漢的機會，劉漢的手段，還有劉漢的眼淚，實在是個說來話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