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東方遇上西方西方哲學是很講究理性的，他們的主要目標是“解剖”這個世界，找到事物之間必然存在的種種互動、因果關系。

因此兩千多年來，西方哲人的主要工作都圍繞在“邏輯化”所有事情上面，而同樣的方法當然也就被應用在管理學的研究。

但管理與物理最大的不同，是物品受到外力干擾后的反應，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可以準確被預測到的，但當對象換成是人，不僅不同人碰到不同事物會有不同的反應，就連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碰到同樣的事情，都有可能出現非常不一樣的反應。

所以管理學的研究雖然已經近一個世紀，但事實上一直只繞著非常表面的層級打轉，因為遲遲沒有把“人性”一并考慮進來。

相對的，東方哲學比較注重“自我”的探索，因此一直以來也比較真誠的面對像是品德、態度、待人處世等等非完全理性的題目。

當然這些道理很難“傳授”，必須要靠個人的“領悟”，因此最終衍生出了很多看似“迷信”的行為 — 到廟里拜拜祈福，其實不是真的會有神明保佑你，而是因為你心安了，自然就比較不會犯錯。

而近年來隨著全球化的過程，我們也開始看到無論是哲學、科學或是管理學，都有越來越多東方與西方在互相啟發的現象。

運氣與成功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從東方的角度，“運”雖然是一種無法控制的東西，但老祖宗早就留下“公式”，說我們只要多做好事，多積陰德，就可以換取更多的“福報”。

當你用西方的角度去看，“做好事”與“得好運”這樣的因果或許可能有正相關，但實際上很難采集資料與證明，可想而見為什么很少學者愿意去研究。

但如果你要說運氣跟事業成功沒有關系，那絕對是完全錯誤的論點。

事實上，如果你去跟所有成功創業者聊聊，他們都會跟你說運氣在一路上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

所以我們必須要研究運氣與成功之間的關系，但又不能只是叫人們要多做好事，而這次 Collins 找到了一個非常棒的角度，他去分析了 Great by Choice 七個成功與失敗的對照組公司之間，關鍵的好運與壞運事件，并且做了數量上的比較。

結果發現，在研究的數十年歷史里面，成功組的公司平均每家得到了 7 次的“好運事件”，以及 9.3 次的“壞運事件”，相對的，失敗組的公司平均得到了 8 次的“好運事件”與 8.6 次的“壞運事件”。

簡單的說，也就是成功組公司得到了更少的好運，更多的壞運。

Return on Luck 運氣報酬率 這當然不是證明好運與成功是負相關 — 14% 的差距應該不足以解釋數倍到數十倍的市值鴻溝，當然更不是證明壞運與成功是正相關的。

Collin 證明的，是無論成功組或是失敗組，他們從幸運女神那里得到的眷顧，其實是一樣多的。

“那不是白忙一場?”你說。

是，但幸好 Collins 的團隊并沒有在那里就停下來，他們更進一步的去分析了兩種公司如何處理這些運氣事件，結果發現，塬來真正的差異就在這里。

原來，當好運來臨，10 倍者們最厲害的地方，就是用力的抓住這些機會，乘勢而上，拉開與競爭者間的差距。

而相對的，失敗者卻常常讓機會來了又走，最后什么也沒留下。

書中舉了 Intel 與 AMD 這組成功失敗對照，與他們之間幾十年來的戰爭作為例子。

90 年代中期，領先者 Intel 的 Pentium CPU 出現了一個其實很罕見的浮點運算問題，卻演變成了巨大的公關事件 — Intel 的厄運與 AMD 的好運，IBM 因此宣布要停止使用 Intel 的 CPU—— 大家想要打擊 Intel 霸權已經很久，這給了 AMD 搶走大客戶的好機會，但結果呢?AMD 自己的 K5 CPU 卻延遲了好幾個月無法推出，最終，等得不耐煩的電腦廠又回到了 Intel 的懷抱。

這當然不是 AMD 歷史上的唯一一次，事實上，類似的狀況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

所有的電腦廠商都想要 AMD 更爭氣一點，讓他們可以不受 Intel 的主宰，但一次一次，AMD 都自己葬送了大好的機會。

因此 10 倍者不是運氣比較好，當然運氣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機會來了，你如何抓住它。

Collins 稱這個叫做 Return on Luck，翻成中文是“運氣報酬率：，也就是把運氣轉化為實質“報酬”的能力。

好運來時，10 倍者能夠最大化它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壞運來時，他們還能最小化損失，甚至把阻力轉化為幫助組織與商業模式脫胎換骨，Pivot (轉化)至更棒位置的助力。

這也就是我們東方人常說的乘勢而為， 而終于在這本 Great by Choice 里面，Collins 用西方的研究方法，證明了它是成功者必須具備的關鍵能力。

最后，就藉這篇文章，在這里祝福大家新的一年都有很多的好運，更重要的，都有超高的運氣報酬率。

開工愉快!(注：本文作者Mrjamie是 appWorks 之初創投合伙人，臺灣著名博客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