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福布斯雜志日前報道稱，谷歌CPO拉茲洛·巴克在接受媒體訪談時不經意間透露，谷歌對去世員工提供特別的優厚福利，去世員工配偶、伴侶可支領半薪10年，其間其子女還能按月領取零用錢。

此消息已得到谷歌發言人證實，稱這項“死亡福利”并無年資限制，也就是說只要是谷歌員工幾乎都有。

巴克甚至表示，當年創始人之一謝爾蓋·布林曾提出，給每個有子女員工提供一名“公費保姆”，但被其他創始人否決，否則福利會更好。

“不經意”被披露的“紅包”似乎越來越多：據說谷歌有自己的托兒所(這在80年代的中國不稀罕，在如今的北美可是超級福利了)。

一位谷歌澳大利亞的公司發言人在被聞訊趕來的默多克系小報——— 澳大利亞《太陽先驅報》記者刨根問底時，半神秘半自豪地宣稱，谷歌“并非只知道照顧死去的人，也知道怎樣更好地照顧活著的人”，更多艷羨者則幾乎爭先恐后地指出，谷歌的高福利并非什么秘密，事實上《財富》雜志早就在“你最值得為之工作的100家公司”榜單中，把谷歌列為“最值得工作的第一家公司”，而CN N財經甚至曾評論稱，谷歌公司給死去員工的福利，“比其它同類公司給活人的還多”。

稱贊這一做法者認為，這種優厚福利和谷歌“不作惡”、“善待員工”的傳統企業文化相吻合，更難得的是，高福利并非成為“大戶”后的一時興起，而是在公司初創階段就作出的決定。

谷歌的這些福利，對并非福利國家的美國雇員而言，是極具吸引力的。

一些支持者認為，“谷歌式福利”最大的優點，是不計較享受者的年資，也就是說，不管這名谷歌員工是資深雇員，還是剛入行不久的菜鳥，其所能享受的“谷歌式福利”是相似的。

要知道最需要福利保障的并非積蓄豐厚的資深員工，而是剛踏入工作崗位，或結婚生子不久的中青年員工，但在一般公司的保險、福利體系中，這些最需要福利保障的員工，恰是最缺乏這類保障的一群人，不管谷歌這樣做的動機是什么，至少其思路是值得借鑒的。

但不以為然，甚至潑冷水者也不在少數。

福克斯財經是較早報道“谷歌式福利”的傳媒之一，在這家傳統上右傾的傳媒網站的留言簿上，對“谷歌式福利”冷嘲熱諷者為數不少。

有人指，谷歌是“偽善者”，他們在世界各地大談民主，卻在公司內部大搞專制——— 谷歌三個創始人擁有絕對話語權，且這些福利、工資都是保密的，所謂的“谷歌福利”黑幕太多，“誰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即便真有此事，豈不會讓人感到“仁慈的獨裁比吝嗇的民主更實惠”?這不恰好跟谷歌一向推崇的價值觀背道而馳么?也有人舉出希臘破產的例子，指出“大鍋飯式的高福利只能豢養懶漢”，經營形勢節節向上時皆大歡喜，一旦形勢逆轉，“高福利”和“大鍋飯”就成為公司背不得、又扔不掉的沉重包袱，最終把公司和雇員一起拖入深淵。

事實上，包括“休息室美食”、“特殊醫療津貼”在內，許多如今人們艷羨不已的“谷歌式福利”，王安電腦、雅虎等許多盛極一時的公司都曾采用過，如今卻多成了明日黃花。

更讓人生疑的，是這筆錢究竟從何而來?和許多人想象中不同的是，大多數硅谷型企業在起步和成長階段并不富裕，往往需要靠外來資金注入，才能維系不斷增長的投資需求;即便已獲得市場成功的這類企業，因成長性太強，資金需求量太大，也不得不“富日子當窮日子過”，更多以期權、年終分紅、高額提成等“許愿型分配”、而非底薪、福利等“收入型分配”滿足雇員收入愿望，用公司前景、成長性，而非“鐵飯碗”來吸附員工。

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蘋果公司利潤豐厚，庫克接班之前，一直吝嗇得不愿給股東分紅，奧妙正在于此。

谷歌聲勢雖盛，論吸金能力，較蘋果還遜色一籌，他們哪來的錢，去維持一個受益人據稱多達三萬余、“見者有份”、近乎大鍋飯的“谷歌式福利”?谷歌方面、或率先獨家披露“死亡福利”的福布斯方面均對此語焉不詳。

但另一些人卻透露了不少細節。

如稅務律師羅伯特.W .伍德就在自己博客上撰文指出，谷歌的“慷慨解囊”其實幾乎不用額外花什么錢，因為《美國聯邦稅法》第79條規定，如果雇主承擔5萬美元/年以下的長期壽險，則國稅局將會給雇主以相應的稅務豁免，不僅如此，在社保、醫保稅收等方面也有相應優惠，IR S Publication15-B的第14頁對此有詳細說明。

簡單地說，谷歌給員工高福利，國稅局則因此給谷歌高回報，照此計算，谷歌的“慷慨”其實大部分被巧妙轉嫁給了公共稅收，也就是說，美國納稅人成了谷歌“高福利”的真正埋單者。

亞特蘭大是谷歌在美國重要的辦公地點之一，該地的《亞特蘭大憲法日報》網站上，一些知情者紛紛吐槽。

有人稱，谷歌的高福利是以低工資、低派股為代價換來的，同樣性質的工作，谷歌員工的薪資標準只有微軟員工的1/3左右，而低工資、高福利，已成為許多公司“合法避稅”的“獨門絕技”。

世上任何事，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

美國是工業化國家中唯一的非福利國家，社會的主流思潮，是崇尚“低稅收、低福利、高分配、高薪資”，主張福利以商業保險為主，應鼓勵員工通過個人奮斗，獲得更多收入和回報，而非由政府先抽取大比例稅收，再用福利形式抽肥補瘦，貼補中低收入者。

近年來由于就業形勢和經濟前景惡化，加上奧巴馬政府提倡“全民醫保”，究竟是“加稅加福利”，還是維持如今的“低福利低稅收”，便成了關乎“美國夢”的嚴肅話題。

谷歌“福利之爭”實質上是“美國夢”這個“大話題”的縮小版本：公司是應該提供更高的激勵性業績薪資、股權和分紅，以鼓勵優秀員工，同時降低“人人有份”的基本薪資和福利，還是應該反其道而行之，降低績效報酬，換之以更周到的福利，成為每個公司經營者和員工面前難以回避的選項。

谷歌的幾名創始人多是奧巴馬和民主黨的長期支持者，其“公司政治”接近“奧巴馬模式”毫不足奇，更何況奧巴馬舉步維艱的“新政”，客觀上也為“谷歌福利模式”提供了更多轉嫁福利成本的“后門”。

當然，“既有高福利、又有高績效”是大多數員工最理想的選項。

可事實證明，這種兩全其美是任何國家、任何公司都不可能永遠做到的——— 哪怕谷歌這樣的公司，或歐盟這樣自詡“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龐然大物，也依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