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浙江大學社會學系“企業開工調查課題組” 為了解與評估新型冠狀病毒給企業正常開工/營業帶來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浙江大學社會學系的研究團隊與澎湃研究所共同設計了問卷，在網上通過滾雪球抽樣法，邀請全國的企業家開展了企業開工力調查。

本次調查關注企業開工的動力、能力、活力。

調查于1月30日16點上線，截止到2月4日晚24點，共回收有效問卷1826份。

我們于2月1日發布了第一期報告，是國內最早的基于微觀數據的分析報告之一。

今天我們基于更大的樣本，發布第二期報告，從更多的角度分析疫情給市場主體帶來的影響。

_第一期報告回顧第一期報告里，我們的初步分析發現是：疫情造成了一定的悲觀和觀望預期。

近七成被訪者認為無法正常開業將會造成較大的損失，而三分之二的企業表示他們只能承受兩周以內的延期開工。

疫情本身尚沒有改變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基礎，但悲觀和觀望情緒需要采取實際行動緩解。

有接近六成的企業正在或預期可以在2月14日開工/營業，生存壓力是最主要動力。

而對于另外的四成企業，他們預期無法正常開工主要是對疫情的擔憂和人員返回的限制。

目前的重點首先來自預期管理，包括對疫情何時結束、物流人流何時恢復的判斷；其次是現金流、員工工資、還貸等迫在眉睫的紓困問題；最后是經濟發展中長期形成的一些“老毛病”。

面對可能的損失，企業的應對方式以被動的防御性自救措施為主，并期待政府采取措施減輕直接壓力，如減免企業稅費等。

疫情比較明顯地打擊了企業的預期“活躍度”，相比過去，企業在招聘員工（-12.2%）、購買設備（-11%）和原材料（-7%）等方面的意愿均出現了下降，而貸款（+6.6%）、借款意愿（+8.3%）的上升則反映出企業在資金方面壓力的增加。

但另一方面，企業主對本企業發展形勢的信心略強于對宏觀經濟的信心。

第二期報告全覽報告要點解讀01 民營和個體經濟在諸多指標上受到疫情的影響都更大。

例如，民營和個體經濟企業預期開業延遲的比例遠高于國有企業；雖然觀望情緒在各所有制企業普遍存在，但他們對2020年經濟形勢判斷的悲觀程度也最高。

02 小微企業和個體戶是薄弱群體。

個體戶的抗壓力最弱，而小微企業的開業預期最低。

員工數量在8人以下的小微企業主對2020年持謹慎樂觀或非常樂觀的比重僅為15.08%，比員工數300人以上的企業主低了13.3個百分點。

小微企業的最為迫切的需求來自資金壓力。

03 大中型企業在用工和社保方面壓力更大。

規模在20人以上的企業中，有超過半數希望政府推行靈活的用工和社保政策；他們的復工迫切程度也相對更高，有超過40%期待政府能夠準確評估疫情擴散風險，對風險小的企業準予開工。

除普遍性的資金壓力外，相對來說，大型企業期待政府開通更多線上服務的比例最高（28.38%），比中小規模企業均高出十余個百分點；他們對恢復物流的迫切性也明顯高于小微企業。

04 線下銷售是重災區。

例如，線下銷售為主的企業開工預期要明顯晚于線上銷售企業，它們對貸款、紓困等金融服務有著更多的需求。

以C端客戶為主的企業。

以C端客戶為主的企業的開工預期要明顯晚于G端和B端客戶為主的企業，有近四成期待出臺刺激政策；線上B2C企業更期待物流通道的恢復。

G端客戶為主的企業對損失的預判相對樂觀。

05不同行業受疫情沖擊程度不同，訴求也有差異。

沖擊最大的是農牧業、建筑、住宿餐飲和教科文衛。

金融業對于線上政務的需求程度明顯高于其他行業。

在開工時間方面，制造業、金融業以及農牧業更加期待政府能夠準確評估疫情擴散風險，對風險小的企業準予開工。

而批發和零售、房地產、租賃、商業服務以及住宿餐飲業更希望政府出臺刺激消費的政策。

06企業自身基礎影響“后疫情時代”的開業預期，但悲觀情緒普遍存在。

例如，過去三個月活躍度更高的企業，預期可以正常營業的比例也更高；但對于疫情帶來多大損失的預期判斷上，不同活躍度的企業，以及不同規模的企業，各自組內的差異都不大。

在對未來經濟形勢的判斷上，不論以國內市場為主與否，線上與否，還是營銷渠道，都沒有實質差別。

07疫情的發展是影響企業主信心的重要因素。

確診病人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企業主的“焦慮指數”增加0.18分；焦慮每增加1分，對2020年經濟形勢的信心就減弱0.25分（滿分5分）。

防控疫情依然是當前最為重要的任務。

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已經明確指出，在繼續做好科學防控的同時，有序恢復正常生產，既為疫情防控提供更好保障，又維護正常經濟社會秩序。

只要政策及時、精準、有力，依然有可能接續疫情之前經濟發展的動能，保證全年經濟平穩運行。

三條政策建議：1.既要看到問題，也要看到希望，而希望的關鍵在于預期管理。

雖然企業的預期“活躍度”出現下降，但疫情并沒有改變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和結構。

2. 既要有普惠性政策，也要有精準的專項政策，尤其是及時安排針對疫情的專項紓困政策。

3. 既要采取供給端的政策，也要采取需求端的政策。

首要是逐漸恢復物流，合理恢復人流。

對于小微企業和個體戶的融資要給予特殊政策，尤其是可以借助互聯網金融平臺的靈活優勢。

報告詳細內容一、哪些企業在疫情中受損更嚴重面對疫情，不同企業在2月14日能否正常開業的預期存在一定差異。

從所有制看，正常開業比例最高的是國有企業，為82.52%。

其后依次為外資企業（80.17%）、民營企業（60.40%）、集體企業（39.29%）、個體戶（30.30%）。

不難發現，民營和個體經濟企業的經營影響度是極為嚴峻的。

線下銷售為主的企業開工預期要明顯晚于線上銷售企業，以C端客戶為主的企業的開工預期要明顯晚于G端和B端客戶為主的企業。

從經營特征看，企業開工在市場（國內還是海外）維度的分化不如營銷渠道（線上還是線下）和用戶（B2G、B2B、B2C）上明顯。

具體而言，海外市場型企業開工比例僅比國內市場型略高近八個百分點（67.08% vs 59.10%），但線上模式比線下高11個百分點（69.77% vs 58.16%），B2G比B2B和B2C分別高出1個百分點和16個百分點，在統計上也呈現顯著差異。

進一步分析表明，國內市場為主的企業中，在線模式在2月14日開業的比例更高（70.54%），但是以海外市場為主的內部差異不大（64.71% vs 67.72%）。

個體戶的抗壓力最弱，B2G型企業對損失的預判相對樂觀。

在認為難以正常開業的企業中，個體戶認為在疫情中受損程度最高，平均得分高達4.11（最高5分）。

其后依次為民營企業（4.07）、外資企業（3.48）、集體企業（3.40）和國有企業（3.10）。

在經營特點上，是否海外市場和是否線上銷售的損失程度差異均在3.81-4.00之間，差異較小，但在客戶端上的差異明顯，即B2G型企業最低（3.56），B2C最高（4.14）。

小微企業的開業預期最低。

結果顯示，能正常開業比例最高的是規模較大的企業（301-1000人），為77.56%。

其后依次為21-300人（63.90%）、8人及以下（43.38%）、9-20人（48.61%）的企業。

不能按期開業受到的損失預期上，所有規模的企業之間的差異并不大。

從低到高以此為301-1000人（3.71）、8人及以下（3.97）、9-20人（4.01）、21-300人（4.01）。

在行業上，受疫情沖擊最大的是農林牧副漁（53.60%）、建筑業（46.69%）、住宿餐飲（46.20%）和教科文衛（45.85%）。

我們還著重考察了制造業、信息服務業和金融業企業。

結果顯示，制造業中64.21%的企業能夠正常開業，并認為不正常開業受損度為3.98；信息服務業中64.80%的企業能夠在2月14日正常開業，并認為受損的程度為4.02；金融業中81.6%的企業能夠正常開業，其受損的程度相對較低，為3.35。

過去三個月活躍度更高的企業，可以正常營業的比例也更高；但不同活躍度的企業，對于受損程度的判斷沒有差別。

和第一期報告相同，企業活躍度通過過去三個月內是否開展“招聘員工、購買設備、購買原材料、投放廣告、發布新產品/服務、申請銀行貸款、其它方式融資/貸款和對外投資”等活動數來測量。

以企業過去3個月的活躍度來測算，呈現了活躍度程度越高，能正常開業的占比越高的特征。

過去三個月，低、中、高活躍度對應的正常開業占比分別為56.79%、61.85%、74.47%。

不過，對于無法正常開業受損的預判，不同活躍度的企業認為受損程度的預判均高于3.5分，沒有顯著差異。

過去三個月，不同活躍度企業認為的受損程度預判依次為3.85、4.13、4.01。

由此可見，疫情使得企業活躍度和經營關聯度下降。

二、哪些企業主在疫情中最焦慮民營和個體經濟的悲觀程度最高，而觀望情緒普遍存在。

面對2020年的經濟形勢的總體判斷，民營企業（18.27%）和個體戶（15.66%）持謹慎樂觀（4分）或非常樂觀（5分），均低于國有（34.97%）和外資（22.41%）。

同時，它們的悲觀比重分別達到了62.49%和53.03%。

“不好說”（3分）的比重在所有企業中均處于19%-31%。

在企業類型上，小微企業總體樂觀程度要明顯低于大中型企業。

其中，員工數量在8人以下的小微企業主對2020年持謹慎樂觀或非常樂觀的比重僅為15.08%，比300人以上企業主低了13.3個百分點。

不過，不論企業屬于什么市場類型，營銷渠道、客戶類型和活躍度，都表現出了程度相當的形勢判斷，在統計上缺乏顯著差異。

不同行業對2020年經濟形勢的樂觀程度也存在差異。

比較發現，電力、煤氣、水（35.18%）、居民服務、修理業（27.87%）、采礦業（28.00%）、建筑業（26.70%）、農、林、牧、漁（26.40%）排在前五位，排名靠后的為住宿餐飲（18.35%）、金融（18.40%）、租賃商業服務（17.81%）、科教文衛（16.62%）。

在疫情發生后，企業主對現金流、違約金、還貸、交付訂單、員工安全和物流運輸等八個方面都感到壓力，我們在此基礎上建立疫情壓力綜合指數（8-40分）。

統計分析結果表明，民營企業和個體戶的綜合指數分別為28.73和28.28，明顯高于其他所有制企業（20-25）。

其中，民營企業在現金流、支付員工工資和獲取新訂單的壓力感最強，個體戶在員工安全和還債上壓力最大。

在企業規模上，員工數9-20人的企業壓力最大（28.47），3001-1000人的企業最小（26.01）。

此外，與對2020年經濟總體形勢判斷類似，企業的疫情壓力在經營特征的的三個維度上缺乏明顯的差異。

不過，企業疫情壓力在行業上的差異不可忽視。

通過比較發現，排名前五位的依次是批發和零售（29.87）、制造業（29.30）、住宿餐飲（28.65）、建筑業（28.51）、信息服務（28.34），壓力最小的是金融業（22.85）和電力、煤氣水（25.28）。

和樂觀程度的結果相比，總體上疫情壓力大的企業主樂觀度偏低。

最后，我們通過對晚開工承受時長來衡量企業的抗壓力。

總體而言，企業類型、規模和經營特征都表現出了抗壓力的差異。

民營企業和個體戶能承受晚開工“1-2個月”的比重分別為40.79%和40.40%，高于國有企業（28.67%），但低于集體企業（46.43%）；小微企業（8人以下，39.34%；9-20人，43.80%）承受“1-2個月”比重高于大型企業，在其他規模企業組別上的差異不明顯。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線上和線下銷售企業的抗壓力差異不大，國內市場型企業的承受力弱于國外市場型。

以“1-2個月”為例，前者比后者低10個百分點（9.83%）。

與此相似，B2B（40.87%）要強于B2G（30.32%）和B2C（39.85%）。

在線上渠道為主的企業，不論是B2G還是B2B，其承受力都相對較大，表示能撐“1-2個月”的占比在40-55%之間；但在線下渠道為主企業略低于40%。

除了以上企業層面對焦慮的關系分析，我們還考慮到宏觀的疫情發展態勢（各省區確診病例增幅）、群體社會心態（baidu疫情搜索指數）和地區（華東、華中、華南、華北、西北、西南、東北）對企業主焦慮的可能影響，故將其納入多元回歸模型（采用lasso回歸）。

結果顯示，國有企業、大型企業對2020年的經濟形勢更樂觀，民營企業較不樂觀，綜合壓力也更大，而區域的疫情變化對2020年總體經濟形勢預期和抗壓力總體有抑制作用。

三、企業最需要哪些政策支撐面對復雜的疫情，廣大企業主對政府的經濟政策有著相當的期待。

總體而言，呼聲最高的政策依次是：減免企業的稅費（74.28%），推行靈活的用工與社保政策（53.50%），評估疫情擴散風險、對風險小的企業準予開工（39.43%），以及提供貸款、紓困等金融服務（39.05%）。

而對于恢復物流通道（30.28%）、出臺刺激政策（29.03%）、開通更多線上政務（15.66%）、以及擴大投資與上項目（7.01%），企業主當前的期望并不高。

這種差異，值得政府在制定相關政策時給與積極回應。

進一步分析表明，不同類型的企業對于經濟政策有著差異化需求。

超過四分之三的民營企業（78.97%）和外資企業（76.72%）期待減免稅費政策的出臺，該比例高于其他類別企業。

在疫情面前，民營企業和個體戶可能面臨著更大的經濟壓力，有42.80%的民營企業和37.88%的個體戶希望政府能夠提供貸款、紓困等金融服務。

此外，在恢復物流通道方面，外資企業（48.28%）表達了較高的訴求；而44.76%的國有企業則期待政府能夠開通更多線上政務，這一比例遠高于其他類型的企業。

從企業規模上看，對比小微企業，中等以上規模企業在用工和社保方面可能面臨著更大的壓力。

規模在20人以上的企業中，有超過半數希望政府推行靈活的用工和社保政策（21-300人，58.41%；301-1000人，53.14%）。

另外，他們也更加期待政府能夠準確評估疫情擴散風險，對風險小的企業準予開工（21-300人，42.52%；301-1000人，41.91%）。

雖然企業主們對線上政務的總體需求水平不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較大型的企業中（301-1000人），期待政府開通更多線上政務的比例達到了28.38%，比中小規模企業均高出十余個百分點。

此外，較大規模企業對物流通道也有著更高的需求。

在大型企業中，有39.27%期待物流通道的恢復，明顯高于21-300人企業（31.31%），以及小微企業（22.53%和28.31%）。

就減免稅費政策而言，對于以線下客戶為主的企業尤其如此（總體比例為75.19%，相比于以線上客戶為主的68.60%）。

而不論線上線下，B2B的企業都更加期待稅費的減免（總體比例80.02%，相比于B2G的71.81%和B2C的63.31%）。

此外，對比線上業務（32.56%），以線下業務為主的企業對貸款、紓困等金融服務有著更多的需求（40.11%）。

而B2B（38.69%）和B2C（41.53%）的企業，較之B2G的企業（34.04%），也更多地需要政府在金融方面予以支持。

另外，刺激消費政策可能會為線下B2C企業提供更多助力，這一類型中有39.38%的企業期待著刺激政策的出臺；而線上B2C企業則更加期待物流通道的恢復，比例達到了45.88%。

最后，不同行業對于經濟政策也有著特殊的需求。

數據表明，采礦業（52.00%），交通運輸、倉儲（50.74%），農林牧漁（47.20%），制造業（41.40%），批發和零售（39.05%），以及電力、煤氣水（38.89%）是最期待恢復物流通道的六個行業。

而金融業對于線上政務的需求程度則明顯更高，達到了38.40%。

另外，在開工時間方面，制造業（46.50%），金融業（46.40%），以及農、林、牧、漁（43.20%）更加期待政府能夠準確評估疫情擴散風險，對風險小的企業準予開工。

而批發和零售（41.24%），房地產（40.18%），租賃、商業服務（36.30%），以及住宿餐飲（36.08%）這四個行業，則更有可能通過政府出臺的刺激消費政策獲得收益。

注：報告：集體署名的“企業開工力調查”課題組。

（“企業開工力調查”課題組成員：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范曉光、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呂鵬、澎湃新聞記者柴宗盛、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研究生蘇振昊、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本科生張忠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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