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體制對醫生職業的扭曲背后，也蘊藏著醫生創業的空間——譬如，讓真正的醫生職業化。

與牙科診所等靠器材賺錢的，類似體制內醫療的生意路徑不同，讓兒科、內科等大科醫生恢復職業的本原面貌并投入市場，更能迅速填補中國城市日趨失衡的醫療供求。

醫生創業面臨的政策局限還有很多。

社會辦醫療機構，目前都受困于無法納入醫保的問題，這使他們難以服務那些非高收入的人群。

最現實的，也是醫生創業的更大挑戰，是創業者如何吸引公立體制的醫生，尤其是資深醫生加入他們的創業陣營。

由資深醫生主導的商業力量，能否成為改變中國醫療生態的星星之火?正在創業的醫生們不僅渴望執業的自由，并試圖用各自的路徑撬開陳年不變的中國醫療生態，讓越來越多的有為醫生找尋新的彼岸。

于鶯，著名的北京協和醫院“急診室女超人”，微博上粉絲超過270萬的大V，小時候認為醫生是一個受人尊敬的職業。

然而，在中國公立醫院長年累月的門診和臨床經歷，卻讓她對職業的前路產生了持續的懷疑。

“在這里，我還是那個自己想做的，那種救死扶傷的醫生角色嗎?”于鶯說，她后來明白，自己曾經想象的醫生角色，在中國現行的醫療體制很難實現。

在中國，很多具備相當從醫資歷的醫生都有過類似的郁結。

他們有的選擇轉行，有的選擇自由執業，少數人則選擇了一條更有顛覆性的道路：在醫療領域里創業。

就像現在于鶯所做的那樣。

《二十一世紀商業評論》(下稱《21CBR》)記者接觸的創業醫生，還包括朱巖、畢燁、歐陽晨曦和張遇升等。

他們大多有著資深醫生的背景，并在近兩年開始，于中國醫療體制正被一點點撬開的縫隙里創業。

他們有的選擇做“更純粹的醫生”，開創靠服務、研發贏利的醫療或產品，有的試著開展遠程醫療服務，有的對 “病歷大數據”做起了文章……在醫生創業的背后，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層面也正處于松動的前夕。

例如，國家發改委、衛計委和人保部聯合發布了通知，提出“非公立醫療機構醫療服務價格實行市場調節”，并把非公立醫療機構納入醫保等提上日程。

這一舉措，也被視為2009年啟動新醫改以來，破除“以藥養醫”體制最為有力的政策。

對比起過去以“民營資本建醫院”的醫療創業，創業醫生們的嘗試遠不止于單調的商業算計。

它們充滿了醫生的氣息，包含著醫生們對體制的反思，醫味十足的商業靈感，對醫療倫理的終極反思。

誰能保證，有朝一日，它們不會被千萬個創業醫生復制和創造?“壞體制”的紅利于鶯的醫療價值觀與體制的距離已經很遙遠。

在北京，于鶯對《21CBR》記者說，上海一個醫院的業務處主任，曾直接質疑她認為醫療本質上是服務行業的想法。

“當時他說醫療就是個技術行業。

我的感覺就是無話可說。

”于鶯多次用急診科的經歷，去說明她所理解的醫療并非是冷冰冰的技術活兒。

在急診科，同樣的治療，如果有足夠的醫患關懷、溝通，治療的效果會有所區別;在病人垂危之際，醫生對家屬冷冰冰的搶救簽名通知，如果換成溫情的安慰，醫患關系也不至于惡化。

于鶯的老同事，現卓正醫療的合伙創辦人朱巖也有類似的體會。

他在協和醫院內科工作了9年，卻始終不能消滅那種不時產生的，對診療工作的絕望感：在門診乃至病房，他一天要看七八十個病人，每個病人都只有那幾分鐘的診療時間。

“如果每個人有20分鐘，那你能為對方做更多，但在公立醫院卻不可能，因為后面還有很多人在排隊。

”朱巖在深圳對記者說。

一些遺憾至今仍掛在他心中，譬如，如果有更多個體的門診時間，當初的他就能勸阻一些透析病人的棄醫打算。

以“以藥養醫”作為最典型特征的中國醫療體制，多年來在醫療界催生了各種怪現象。

在武漢，長期從事心臟搭橋手術的武漢協和醫院醫生歐陽晨曦，也曾無法理解為何血管支架在中國如此泛濫。

他對記者說，“動不動就安四五個支架，這是對病人負責嗎?”相比起各種怪現狀，更讓醫生看不到希望的是醫療體制改革的速度。

有過軍醫經歷的“愛丁醫生”APP創始人畢燁說，過去的15年中國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中國醫療體制對待病人的方式卻沒有變化”。

畢燁對記者形容，自己很早就“叛變”。

她本該向科室主任方向發展，但“找不到方向”的焦慮在很多年前就襲擊了她。

而朱巖用了更多時間去考慮是否要離開，前年才踏出創業的第一步。

2013年，于鶯正式離開協和醫院，立刻成為了社交媒體圈子里的熱門話題。

北京杏樹林科技公司CEO張遇升從醫生職業的角度解釋了這種糾結。

作為協和醫學院的醫學博士，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的公共衛生碩士，他認為醫生這個職業，在中國的發展并不健全。

“醫生本應是個體戶，高級的、以智力服務為基礎的個體戶。

中國的醫生卻是在醫院里面的打工者，按照事業單位的規則去分配工資，靠發論文去獲得晉升。

”張遇升在北京的辦公室對記者解釋說。

醫療體制對醫生職業的扭曲背后，也蘊藏著醫生創業的空間——譬如，讓真正的醫生職業化。

與牙科診所等靠器材賺錢的，類似體制內醫療的生意路徑不同，讓兒科、內科等大科醫生恢復職業的本原面貌并投入市場，更能迅速填補中國城市日趨失衡的醫療供求。

在中國，由于兒科門診無法產生太多用藥的創利模式，兒科醫生連年流失。

于鶯為此特意調查了一番：一個月薪在1.5萬-2萬元之間的母親，并不拒絕為真正有效的兒童門診服務付出500元到800元的診金(而不是花在各種不必要的藥品上)。

于鶯說，她正以此去建立一個能實踐她對醫療服務想象的門診。

朱巖曾希望和于鶯在北京合作開辦類似的診所，不過于鶯告訴他，在起步階段，公立醫院資源相對稀缺的深圳是更好的選擇。

朱巖2012年和兩位合伙人在深圳創辦卓正醫療，定位為高端連鎖門診，最大業務是包括內科、婦科、兒科在內的常見病診療，收費采取包藥模式，初診費380元包括了醫生診金、常規檢查和3日用藥。

“醫療的核心應該是醫生。

醫生就應該做他專業的事情，不應該被商業因素所左右。

”朱巖說，他現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把醫生的精力重新集中到診療的本身，他所建立的平臺，試圖還原醫生職業的本質。

于鶯的朋友、著名的血管外科醫生張強，曾經公開表達過對自由執業這個“美好夢想”的向往。

在前年底，他辭去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血管外科主任一職，選擇在上海沃德醫療中心、北京和睦家醫院等多點執業，“因為這樣能做一名純粹的醫生。

”即使在體制內，醫生也有潛力放下專業之外的繁瑣，成為類似產品經理的角色。

作為一個臨床經驗豐富的心血管外科醫生，歐陽晨曦本來應走在發論文、謀職稱的傳統道路上，但因為武漢政府的“破例”支持，歐陽晨曦從五年前開始開發人造血管，現在有機會成為世界上首家實現小口徑血管商業化的公司創始人。

歐陽晨曦說，只有臨床醫生才最清楚病人的需要。

他研究的人造血管非常講究血管的彈性——他曾親見植入人工血管的病患，因血管在體內折彎和堵塞的痛苦—— 于是他開始了這個項目的研究。

目前，他與武漢紡織大學的徐衛林教授合作主持研發的小口徑人造血管，正處在臨床試驗的階段。

“跨界創業”的色彩，在畢燁的身上更明顯，從“愛丁醫生”APP研發過程的人員構成可見一斑。

愛丁醫生的產品經理由4個人共同擔任，最外層的兩位，一個是純IT出身，另一個是純粹的專業醫生，可提供醫療知識的咨詢。

“中間的兩個，一個是我，醫療出身，惡補IT知識;另一個是IT出身，懂一些醫療。

我們是產品經理的核心，將醫療和IT的思維融合起來。

”在跨界研發的過程中，畢燁深感醫生思維和工程師邏輯的巨大差異。

比如說，判斷一個患者有沒有患腦膜炎，由于個體情況的差異，醫生會用相對模糊的邏輯來判斷，不能夠完全排除腦膜炎的可能性。

但按照工程師思維的話，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是0，就是1。

“在這里面我們盡量去做一些可以標準化的，可以實現數字化的東西。

但是，醫療服務本身有很多需要人去判斷的事情，我們靠機器解決80%的標準化問題，還有20%是人工服務。

醫生看病也是這樣的，80%都是重復一樣的東西，20%則是很個體的東西。

”畢燁說。

創業路崎嶇不過，醫生們“理想國”的創業革命，注定不會如此簡單地到達成功彼岸。

卓正兒童保健中心的鐘樂醫生說，她不擅長處理繁瑣的行政管理，打點上上下下的關系，所以加盟卓正是她最好的選擇。

相比之下，如果要像于鶯或者朱巖那樣自己創業，就要尋找合適的合作伙伴，吸引足夠的資金，處理方方面面的困難。

很多有才華的醫生，都曾進入過一些民營資本早期投資的醫療機構。

畢燁在哈佛大學讀完醫療管理以后，曾經試圖承包公立醫院的科室，又擔任過三家民營醫院的高管。

她說，以前的那種創業模式并不符合她的理想。

“公立醫院的院長并沒有跟你合作的意愿。

至于民營醫院，有些完全可以用唯利是圖來形容。

它們跟醫生創業時所考慮的不一樣，它們可以純粹為了錢，而不去考慮患者。

”畢燁對記者說。

而于鶯在離職之后，也有很多民營醫院找上了她。

于鶯沒有接受那些邀請，因為她覺得做一個非體制內醫院的高管，不足以讓她有機會實踐自己對醫療的理想。

另外，有些在私立醫院有過經驗的醫生告訴她，資本家也有缺點，譬如多年不給醫生漲工資。

獨立開設醫療機構的路途并不平坦。

于鶯曾去過臺灣考察，相信海外的全科醫生、家庭醫生的模式可以解決中國的醫患關系問題。

于是她希望在北京開辦全科醫生為特色的診所，但走一趟申請程序下來，卻發現中國大陸的衛生管理，對醫療機構有著各種讓她意想不到的限制，譬如為相同性質的醫療機構劃定硬性的設點距離限制。

朱巖說，如果這些不合時宜的規定能打破，那個巨大的潛在醫療市場馬上會被打開。

4月1日，深圳市衛計委宣布，廢止“新增基層醫療機構(主要是診所和門診部)之間要按照《深圳市醫療機構選址指導意見》的有關規定保持一定的距離，避免服務半徑重疊”的條款。

這意味著，今后新增醫療機構將不再受距離的限制。

在移動互聯網領域，醫生們的創業看起來更加便利，不過也不乏暗礁。

前年，剛剛從美國歸來的張遇升，向他的師姐于鶯請教創業的方法——當時的于鶯正沉迷于一本國外的病歷總結書籍，提出了為醫生們開發手機病歷的方向。

結果，杏樹林病歷夾后來成為了張遇升團隊最核心的產品，據稱目前進占了國內大約兩成醫生的手機，朱巖和于鶯都在使用。

“我覺得病歷夾，最核心的價值是，給醫生帶來了自由。

醫院以前也有電子病歷，但是醫院的電子病歷和病歷夾最大的區別就是，醫院的電子病歷是給醫院用的，醫生要使用有很多不方便的，所有的資料你帶不走。

”張遇升說，醫生們平時對杏樹林病歷本的使用習慣，大大影響了這個APP的發展進程，這個APP開始時讓醫生用手機打字記錄，醫生只管對病歷拍照(后臺數據由杏樹林團隊處理)就行。

這些移動病歷對朱巖們的最直接意義，是離開體制的醫生們可以繼續從事病歷收集和臨床研究的工作，使原本屬于傳統醫療體系、各有山頭的病歷數據資源，逐漸成為了可以用作獨立項目開發的寶貝。

《21CBR》記者走訪的一些創業醫生也明白這一點，不過，他們也向記者表示擔憂：一旦公立醫療體系察覺到這些新的研發模式或者商業模式的威脅，未必不會使用行政手段加以打壓。

按照很多醫生的說法，醫生之所以比一般的產品開發者更有資格在醫療創業的領域大展拳腳，是因為他們長年積累著醫療領域的核心數據，大量的臨床經驗。

歐陽晨曦就是一個累積豐富的醫生，他根據臨床經驗去鉆研人工血管，不過也曾遇到各種非議，譬如有同僚質疑他是變相代理醫療器械產品，或者說他“不務正業”，影響他在醫院里的職稱評定。

歐陽晨曦明白那種作為特別一員的存在感。

他對記者說，在中國還沒看到一個很成功的一個案例——像他這樣既從事臨床醫療，又從事醫療創業的人。

更多的醫生，離開了醫療系統就是徹底地離開。

“我覺得自己還是有創業者的性格。

我研究人工血管失敗了很多次，但我不甘心，我喜歡有挑戰性的事情。

”接受《21CBR》記者采訪那天，歐陽晨曦正忙于參加CCTV的一個創業節目，“經過幾年堅持，加上地方政府的支持，其他人才開始意識到我真的在做一個醫療器械的開發(而不是私飽中囊)”。

醫生創業面臨的政策局限還有很多。

社會辦醫療機構，目前都受困于無法納入醫保的問題，這使他們難以服務那些非高收入的人群。

實際上，于鶯也曾考慮過提供上門醫護、相對廉價的醫療商業模式，但她很快碰到要為旗下醫生申請出診資質的問題——這也是困擾中國“多點執業”，以及家庭醫生模式難以開展的重要原因。

線上醫療也是一個有政策風險的領域。

畢燁說，她所創辦的愛丁醫生APP，可能是中國唯一一個具備線下醫學實體的APP產品，在APP上收集并指導用戶的日常習慣，在線下開發就診和隨訪的業務，目前在上海有一家面向白領階層的醫療支持中心。

她坦言，這種業務涉及到遠程會診，而中國對這個領域還沒有明確的政策，“在體制下面，跑得太快就很容易被打。

”她說。

最現實的，也是醫生創業的更大挑戰，是創業者如何吸引公立體制的醫生，尤其是資深醫生加入他們的創業陣營。

于鶯和朱巖近來正致力于招徠大約十年工作經驗的資深醫生。

如此一來，300到500元的掛號費才能滿足這部分醫生的收入水平，以及求診者對醫生水平的期待。

于鶯說，醫改是否動真格，將會直接影響到這批醫生的決心，因為很多醫生還是不舍得事業單位的鐵飯碗，或者對藥品提成等收入有所留戀，“希望高薪水能夠讓你不需要再在門診里為開藥而琢磨。

如果你不去嘗試(離開公立醫院的體制)，那你永遠都擺脫不了灰色的尷尬。

”在深圳，已經有來自北京和廣州的醫生加入了朱巖合伙投資的卓正醫療團隊。

在微博上，一些年輕的醫生會向朱巖表達他們對現實處境的不滿，求解自己作為醫生的未來。

對此，于鶯的觀點更加現實一些。

她說，總有一天，各種條條框框會被慢慢瓦解，從深圳開始，一路瓦解到北京。

現在，于鶯已經是社交媒體上創業醫生的頭號標簽。

她曾經的同事朱巖，也在逐漸累積起微博上的粉絲。

在創業的過程里，醫生們開始有意識地品牌化——當不再享受三甲醫院的科室“權威”，以及洶涌的病患流量，他們更需要通過社交媒體來讓病人、投資人和業界認識自己。

“對于投資者們來說，他們都覺得醫療是一個朝陽產業;對于我們來說，這個領域確實需要很多創新，去解決實際存在的問題。

最后，在中國的醫療體制里面，醫生肯定是一個最核心的人群，企業也好，保險也好，病人也好，醫院也好，最終運作和開發都要落實到醫生的身上。

誰能夠抓住醫生的資源，在未來肯定是有價值的。

”張遇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