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半小時的時間里，朱江洪都沒有打開面前的礦泉水。

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更年輕一些。

2012年卸任格力電器董事長的時候，他已經(jīng)67歲了，之前他在格力“服役”了24年。

就個人精神狀態(tài)而言，他不像是一個已經(jīng)卸任的人。

無論是站著還是坐著，他都腰板筆直。

他每天都會堅持跑步，已經(jīng)報廢了幾臺跑步機。

當他的目光轉(zhuǎn)向談話對象的時候，會猛然睜大雙眼，仿佛是在審視對方，嚴肅、犀利。

“不愛笑，眼神很兇。

”朱江洪很清楚自己的這個特點，他說，開會時員工有些怕他，但平時與人相處，他還是很平易近人的。

不過朱江洪應該不是那么容易“談笑風生”的，他看起來不太喜歡寒暄。

或許也是因為他并沒有給外界更多了解他的機會。

在他任職格力的24年時間內(nèi)，這家企業(yè)從名不見經(jīng)傳的小角色變成了行業(yè)明星，但朱江洪本人對媒體則始終保持警惕。

他在位的時候，就不喜歡上電視、報紙，就連央視“全國十大經(jīng)濟人物”節(jié)目組到公司考察，他都感到不耐煩，覺得是在浪費時間。

退休之后，他就更是隨心所欲，對媒體一律敬而遠之。

“不說會造成誤解，但說了之后，媒體斷章取義，也不一定就不會產(chǎn)生誤會——所以就無所謂了。

”朱江洪解釋說，“當時我想的就是退休之后，讓大家忘掉我，那才是最好的。

”不過現(xiàn)在，他似乎改變了主意。

之所以在退休多年后出版《朱江洪自傳：我執(zhí)掌格力的24年》，他坦言一方面是受《冷暖商情》雜志社朋友的“攛掇”，另一方面，他也想寫出自己所親歷的真實的歷史。

姿態(tài)24年，能改變很多事情。

1988年5月，是朱江洪在格力生涯的起點，彼時這家企業(yè)的名字還叫冠雄，還沒有涉足空調(diào)生產(chǎn)，只是一家簡單的配件廠。

在朱江洪被派遣上任之前，1985年成立的冠雄已經(jīng)連續(xù)3年虧損。

朱江洪將當時的總經(jīng)理取而代之。

這并非第一次，當初在他畢業(yè)分配的第一個單位——百色礦山機械廠，他被民主選舉成廠長，原來的廠長就“降級”當了副廠長;這一次又是同樣，冠雄原來的總經(jīng)理變成了朱江洪的副總經(jīng)理;而后，這一幕再次上演，當朱江洪接管海利之后，原來的總經(jīng)理又變成他的副手。

這種關系不好處，用朱江洪自己的話來說，稍稍處理不當，雙方就會“擦槍走火”。

不過日后他與這些前“一把手”相處得都很融洽，秘訣就在于：充分尊重人。

“當你進到一個新的企業(yè)，不管前任干得是好是壞，畢竟干了那么多年，對企業(yè)的業(yè)務、技術、產(chǎn)品、人事了如指掌。

在這種情況下，你一去就發(fā)號施令，肯定誰都接受不了，這是人之常情。

所以必須從尊重別人、放低自己的身段開始。

”朱江洪說。

尊重體現(xiàn)在細節(jié)：當初到冠雄的時候，朱江洪堅持把公司僅有的一輛汽車用來接送原總經(jīng)理，自己則騎著從廣西帶回來的那輛舊自行車上下班;1992年，朱江洪和海利前總經(jīng)理楊國長以及三位同事到美國驗收設備，為了省錢，訂的酒店里只有一間單人房，朱江洪把單間讓給了楊國長，自己和另外的同事住了雙人間。

古語有云：“伐國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勝為上，兵勝為下。

”朱江洪可謂深諳世態(tài)人心。

從基層一路升遷到“一把手”的經(jīng)歷讓朱江洪感受到地位的變化所帶來的隔閡：原來關系密切的同事，好像變得客氣起來，原來無話不談，現(xiàn)在卻講話拘謹，更多的人見面不是點頭，就是微笑，甚至停下手中的事情來刻意迎合。

朱江洪并不喜歡前呼后擁、高高在上的感覺，他喜歡開誠布公，更喜歡“微服私訪”。

2001年，湖北零售商的聯(lián)名投訴，揭開了格力在湖北銷售渠道管理的混亂現(xiàn)狀。

朱江洪帶上司機，驅(qū)車兩千多公里只身走訪了鄂南、鄂西、鄂東等幾十家大小經(jīng)銷商，前后歷經(jīng)十幾天。

在他看來，企業(yè)所有的問題都存在于“一線”，所以在格力的那些年，他很少待在辦公室，員工找不到他的第一反應就是“下車間”了，他跑遍除西藏以外的各地市場，因為從技術員或者公司中層口中得到的反饋一定是打了折扣的、層層過濾的信息。

“大企業(yè)病不是企業(yè)不夠靈敏，而是領導或者領導層的不靈敏。

”朱江洪說，企業(yè)的文化就是一把手的文化。

所以，在多數(shù)日常小事上，朱江洪都可以輕描淡寫，不爭一時長短，“爭得面紅耳赤，傷感情，一點意思都沒有，這種情況下，我往往說，你對你對。

”但在原則性問題上，他絕不退讓。

“關系到企業(yè)生死的問題，一定就不能讓，讓了就是不負責任。

”剛剛升任百色礦山機械廠廠長的時候，朱江洪迎頭就趕上了這樣的考驗。

那個時候，工廠的道路兩旁種滿了芒果樹，但果子往往沒有成熟就被人偷摘了一半，導致員工的分配計劃也常常落空。

所以朱江洪要求工廠發(fā)文，不能偷摘芒果，就算掉在地上也不能撿，違者每人罰款一元，并取消分果資格——上世紀80年代初期，一元錢可不是小數(shù)目。

后來有一個廠級領導的兒子帶頭偷摘，被群眾舉報。

思慮再三，朱江洪做了懲罰的決定，此類事件也由此“絕跡”。

當年芒果成熟時，每個員工分到了30多斤果子。

爭吵紀律是朱江洪不可動搖的原則之一。

為了紀律，他拂過老領導的面子;為了紀律，他開罪過地方官員;為了紀律，他跟下屬翻臉，還開除了幾個中層。

當年在格力就任總經(jīng)理期間，朱江洪就頒布過“總經(jīng)理十二條禁令”，任何人不得觸犯，違者不講理由，也不找借口，立即除名。

據(jù)說，禁令頒發(fā)的緣起是一件小事：1994年，格力費盡心力挺進意大利市場，但之后拜訪客戶的時候朱江洪卻慘遭羞辱，對方抱怨“格力的空調(diào)聲音像拖拉機一樣”，檢查之后才發(fā)現(xiàn)是內(nèi)部一條海綿粘貼不牢，絞到高速旋轉(zhuǎn)的風葉上發(fā)出的聲音。

此后，“違規(guī)粘貼海綿”也成為禁令之一。

可見，如今格力那些嚴苛到細枝末節(jié)的管理風格早已有之。

外界評價朱江洪的管理屬于“慈父”式的，顯然是一種因不知情產(chǎn)生的誤解。

“我不是沒有脾氣的人，如果員工因為不懂，做錯事，那么我愿意替你交學費，但如果是因為不認真，馬馬虎虎做錯事，那是絕對不允許的。

”朱江洪說。

當年廣州三菱壓縮機廠的老總是一名日本人，他對如何進行本土化的管理感到力不從心，就來向朱江洪討教，朱的回答是：左手拿著鞭子，右手拿著刀子。

但他又不是一意孤行的人。

“一把手壓力很大，分分鐘都會迷路，都會翻車，為了避免這個怎么辦?那么就要多聽意見，尤其反面意見。

”朱江洪經(jīng)常在內(nèi)部說，他講的話有80%正確，他就很滿意了，言外之意，那20%是留給其他的人討論、批判的。

對于阿諛奉承之人的厭惡，從他的言談中就可見一斑。

“比如一個事情我還沒講完，你就同意了，表示什么英明偉大之類的，這樣的人一腳給踢走，要來何用?”對于這一點，朱江洪似乎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執(zhí)念。

在他的自傳中，很少有話語重復之處，但司馬遷的那句“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卻被多次引用。

在他看來，與企業(yè)的利益相比，領導者的面子不重要，因為“領導人畢竟還是人，人就會有失誤，如果領導人講錯了，沒有人敢提出意見，那么企業(yè)就會很危險。

”“別人指出你的錯誤，就不要計較對方的態(tài)度，因為有些人一開口聲音就很大嘛。

”提起當年格力開會時“吵吵嚷嚷”的氣氛，朱江洪笑得很開心。

分寸1970年，朱江洪從華南工學院(現(xiàn)華南理工大學)畢業(yè)加入工作，當時正值“文革”中期，經(jīng)歷過那個特殊時期的朱江洪，似乎潛移默化中習得了一種與政治互動的分寸感——有距離，知進退。

經(jīng)濟學家賀陽曾指出，我國國有企業(yè)的廠長、經(jīng)理與其說是企業(yè)家，不如說是另一種形式的行政官員。

也正因此，他們與權力會有著或多或少的勾連，一些企業(yè)家在退休之后干脆就被任命為行政部門的官員。

歷任三家國企“一把手”的朱江洪，也曾有過這樣的“誘惑”。

第一次是廣西機械廳希望提拔當時處級的他過去當副廳長，還有一次是在決定辭去百色的工作回珠海之前，領導又以行政職位相挽留，但都被朱江洪婉言謝絕了。

“我對自己有自知之明，我認定一件事情的對錯，就算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會變，因此根本就不會對領導阿諛奉承，這在官場里是混不下去的。

”朱江洪對自己的角色有一個清晰的定位，作為國企領導人，他和國資就是打工者和老板的關系，“把工作做好，就是要實事求是，如果因此與領導產(chǎn)生矛盾，而被炒魷魚，那么這樣的領導也沒意思，還不如早一點走。

”坦言“不想當官”、不必對上級拍馬奉承的朱江洪也因此少了很多“思想包袱”。

在百色礦山機械廠的時候，朱江洪開除過一名連續(xù)無故曠工20多天的員工，后來才知道此人的舅舅是百色地委的一名副書記;在格力，他因為維護一名員工而與集團領導劍拔弩張，拍桌子瞪眼，圍觀在外的辦公室人員都替他捏了一把汗，事后對他說“有沒有搞錯，吃了豹子膽了?為了一個小小的下屬與老總吵，不怕被炒魷魚?”“跟領導相處的技巧都會有，但關鍵的是底子要硬。

”這也正是朱江洪與國資領導分庭抗禮的資本所在：當初，他把百色礦山機械廠從一個窮鄉(xiāng)僻壤的山區(qū)廠打造成全行業(yè)唯一一家產(chǎn)品覆蓋全國的企業(yè);接手冠雄的第一年就扭虧為盈;此后合并海利成立格力電器，又保證了公司的利潤連年增長，2012年，朱江洪退休當年，格力的總收入已經(jīng)超過千億元，利潤達到73億。

數(shù)據(jù)顯示，2003年，在格力集團198億元的總收入中，格力電器就占了100.42億元，有人戲稱，這是“富兒子”幫“窮爸爸”背包袱——企業(yè)做大是好事，但對國企一把手來說，卻并不一定是一件幸事。

當年那段被稱之為“父子之爭”的權力博弈也由此而起。

2003年，一篇《格力進軍廚具市場》的報道讓外界誤以為格力電器將開啟多元化，但實際上這只是集團旗下的小家電公司對“格力”品牌的套用。

格力電器通過媒體對此進行澄清，并直指對方是一種侵權行為，這也成為集團和格力電器之間明爭暗斗的導火索。

之后，《格力再現(xiàn)褚時健式人物》一文橫空出世，矛頭暗指朱江洪侵吞國有資產(chǎn)。

“國資拿掉你的方式很多，要么是說年齡問題，要么是說業(yè)績問題，要么是經(jīng)濟問題。

”朱江洪說。

此后，朱江洪以侵犯名譽權為由，將文章的作者告上法庭，并獲得勝訴。

不過珠海市對于當年即將60周歲的朱江洪的去留問題，卻始終莫衷一是，直到2005年，市里主管人事的副書記還暗示他要做好退休的思想準備。

實際上，如果不是因為當年的股權分置改革，朱江洪的格力生涯可能也就因此劃上了句號。

據(jù)說當時有些基金經(jīng)理直截了當?shù)卣f，格力股改如何，補多補少都好說，最重要的是朱江洪的去留，朱江洪能不能不走?這些代表市場的聲音最終成為朱江洪繼續(xù)留任的根本原因。

“其實當初我就想好了，無非就是人家想派人取代我嘛，那我走不就完了?當了幾十年的一把手，也特別累，真正做一個企業(yè)就要一心撲下去，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著。

”朱江洪說。

退休話雖如此，2012年真正退休后，突然閑下來的朱江洪也有些不適應。

一天早晨，他急匆匆地起床，就要出門上班，之后才反應過來已經(jīng)無班可上了。

那段時間，他用追劇的方式來聊以消遣，“什么都看，抗戰(zhàn)神劇都看。

”“想過再創(chuàng)業(yè)嗎?像褚時健一樣?”46歲的時候，朱江洪曾一手合并冠雄和海利，并成立格力電器，那個時候的他并不缺乏創(chuàng)業(yè)精神，但對如今70多歲的他來說，則有些力不從心了。

“我是光榮退休，沒必要證明給誰看。

”他說，70多歲還去創(chuàng)業(yè)的人，應該是要賭著一口氣吧。

但他也不能徹底閑下來，他接受了中國家電協(xié)會、中國暖通品牌企業(yè)聯(lián)盟委員會等行業(yè)協(xié)會的邀請，擔任顧問及會長工作，現(xiàn)在大部分工作都圍繞著華南理工大學珠海校友會;然后，用了三年的時間，完成了他的這本自傳。

“在格力，你還有什么遺憾的事情嗎?”本刊記者問。

朱江洪提到兩件：一是格力的國際化;另一個就是格力那些年很注重科技人員的培養(yǎng)，但是忽略了匠人的培養(yǎng)。

“這是我的遺憾，但不想讓其成為中國制造的遺憾。

”2012年的一紙公文之后，在格力24年零5個月的朱江洪就這樣從格力“裸退”了。

現(xiàn)在的他，每年都會和朋友組織自駕游，去過很多地方。

“國企就是這樣，每一個領導都是打工的。

”他對這一切心知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