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平不僅把女排帶上奧運冠軍領獎臺，還將自己收入翻了300倍！1986年．郎平在創造了中國體育史上的“五連冠”神話之后，功成身退。

退役后，她本有擔任北京市體委副主任（副局級）的機會，可郎平卻做出了令人不解的選擇——出走美國做窮學生，甚至還在國外打球。

不少人感到詫異，可郎平自有考慮和難言的苦衷，在《激情歲月——郎平自傳》一書中，郎平道出了當初她出走美國的原因以及在國外那段鮮為人知的艱難生活。

本文即摘選自該書部分章節。

撤！不能躺在榮譽上1986年，我正式退役了，先去北師大學英語，半年后，有一個機會，我決定公派自費去美國留學。

當時的想法很簡單，我只想出去一兩年，學學語言、開開眼界。

另一個原因是，在中國女排這些年，得到很多榮譽，人們對女排隊員幾乎是家喻戶曉。

雖然退役了，可我不能像普通人一樣自由自在地生活，老是被別人注意，身不由己，連上個街買東西，都受拘束。

有一次，我想去看電影，買了票，故意遲到幾分鐘，等黑燈了，開演了，我們才找到位子坐下，沒想到剛坐下，也許是我們倆的個子太高，還是被幾個觀眾發現了，“郎平，郎平”地叫起來，這一叫，整個劇場都不安寧了，我一看情況不妙，趕緊撤。

可是，很多人不理解我的“撤”，他們總覺得，“女排”是中國的象征，我是典型的“民族英雄”，似乎不應該加入這股“出國潮”。

也有人挽留我：“你是世界冠軍，你是有功之臣，國家不會虧待你的。

”我覺得自己似乎被誤解了，我不是怕“虧待”，我就是覺得，國家和人民待我太好，我不能再躺在“冠軍”的獎杯上吃一輩子老本，不能天天坐在榮譽上。

“世界冠軍”只說明我的過去，而一旦從女排的隊伍中退下來，我什么都不是，我得重新學習本領，我得重新開始生活，必須把自己看成“一無所有”……我不愿當官也有人說，不是可以到體校、體委做領導工作嗎，但是，我不愿意當宮。

有一次很深刻的教訓，我耿耿于懷，發誓不當官。

那年，我們在湖南的郴州訓練。

那時的訓練基地條件很差，是那種竹棚子，透風的，冬天很冷。

一個星期天，郴州基地的主任來找我，說領隊讓我跟他去一趟國家經委。

那個時候的我很單純，心想，是領導安排的事情我總得去做。

到了那兒，我才知道，這個基地主任是向國家經委要錢，說是建設訓練基地，我也幫著說話呀。

也許，我說話管點用，上面果然給予考慮，很快就撥了錢。

但是，我后來才知道，這筆款到位以后，他們并沒有馬上用來建設訓練基地，有人把這情況告到紀檢委，還提到了我，說是郎平去要的錢。

體委要我寫檢查。

我覺得特委屈，是隊里的領導安排我去的，我只知道他們要錢是為了建設訓練基地，至于他們拿了錢用在什么地方，我根本不知道。

可是，領隊把責任推得一千二凈，他說他沒讓我去。

體委的批評很嚴厲：郎平，你要謙虛謹慎，你拿了世界冠軍，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到處耍錢！后來，我只得寫了個情況匯報交上去，上面也沒再追究。

但這事的陰影在我心里再也抹不去。

當了官就得順著別人說話，上面說什么，你就得說什么。

我沒這個“修養”，心太軟，老同情人，不是當官的料。

所以，1987年4月我離開北京，到美國選學了體育管理。

一無所有的“國際農民”到美國后，因為我拿的是公派自費的簽證，所以不能工作，沒有經濟來源。

一開始，我住在洛杉磯的華人朋友何吉家，何吉看我穿的是奧運會代表團統一的制服，就要帶我去買衣服。

進商店一看，一套普通的衣服都要七八十美元，我下不了手，再說，花人家的錢，心里更不是滋味。

因為不能工作，我就只能把何吉家當作公家食堂，我吃飽了肚子，吃餓了心。

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現在，一下子落到最底層，還得靠人家借我汽車、給我買衣服，我所有的優勢一時都沒有了，心里很難平衡。

后來，我慢慢地想通了，我來美國學習，就是要掌握自己過去沒有的東西，開始新的奮斗。

于是我決定離開華人比較集中的洛杉磯，去美國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因為不想老生活在他們的庇護之下。

移居新墨西哥州后，我在大學排球隊做助教。

學校給我的待遇是，可以免費讀書。

但說是做助教，其實就是在哄著一些水平很差的隊員。

一開始，我心里很難接受：我是世界冠軍隊隊員，跑到這兒來哄一群幾乎不會打球的大學生，位置整個是顛倒。

但我不得不說服自己：不想顛倒，回中國去，你來美國，就是找“顛倒”來的。

為了獨立自給，那年夏天，我在十個夏令營做教練，教孩子們打排球。

來參加夏令營的孩子，純粹是為了玩，從早到晚都得陪著他們、哄著他們，特別辛苦。

當時，我語言還不過關，要表達點什么特別費勁。

那時的我特別窮，白天讀書時的那頓午飯，我不舍得去學校食堂或麥當勞吃，就自己做三明治帶飯，去超市買點沙拉醬、洋白菜、西紅柿、火腿，再買兩片面包一夾，這樣，花五六美元，一頓快餐的錢，我可以吃一個星期。

但吃到后來，見到三明治就想吐。

第一次回國，和女排老隊員一起去哈爾濱市打一場表演賽，我的那些老隊友，大都是處長、主任級干部，可我還是個窮學生，我笑稱自己是“國際農民”。

第一次為錢打球生活不獨立，感覺便不完整，所以我必須勤工儉學給自己掙學費，更重要的是，這對我們中國運動員的價值是一種證明。

1989年，意大利甲A排球俱樂部老板聘用我，我太興奮了，拿了人家的錢，我得好好干。

我攢足了千勁，結果，第一天訓練，活動得太猛，把肌肉拉傷了，但輕傷不下火線。

第二天比賽，照打不誤，我用一條半腿在那兒跳．3:0就把對方拿下了。

很快，我成了隊里的主力。

但是，賽季打到一半，我的右膝關節嚴重受傷，同時又崴了腳，不得不動手術，醫生關照，必須休息一個月。

我心里又著急又難過，這樣，我等于耍缺席四場球，結果，四場球全輸了。

老板一見我，總是這句話：“你的膝關節怎么樣？”而他的表情是在說：“你的膝關節怎么還不好？”我當然理解老板的心情，俱樂部是靠贏球才生存的。

我每天一看老板的臉色就知道是贏球了還是輸球了，他的臉像天氣預報。

而且，一輸球，老板不高興了，工資拖著不發……后來，我沒等傷好利索，就咬牙上場，讓朋友從美國給我寄來止疼片，先吞下四片再上場。

有一陣，軟骨碎了，小碎片就在關節里跑，又卡在了骨縫里，疼啊，刺激骨膜出水，四周都是積液。

比賽前，先讓醫生把積液抽出來，打完比賽再抽，沒辦法，多痛苦、多麻煩，我也得堅持。

你拿人家的錢，于不了也得千，我真是賣命地打。

這是一種全新的感受，是我生平第一次為錢打球。

一年后，我的簽證因為這段工作經歷，變為“工作簽證”，在美國可以辦綠卡了。

而更令人欣慰的是，我以560分的托福成績通過了語言關，而且，經過嚴格的考試成為新墨西哥大學體育管理專業的研究生。

大學畢業后，我留在美國生活，直到1995年應邀回國執教。

而這段8年的海外生活經歷，歷練了我的心智，我已經把自己這個“世界冠軍”一腳一腳地踩到地上了，踩得很踏宴。

如果我沒有經歷過出國后“一文不名、一無所有”的生活，沒有這些起起落落、沉沉浮浮的經歷，我的人生不會有第二次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