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17個月，從淋巴癌里康復了的李開復現身北京。

2月13日，他正式返工創新工場，應了名字里那個“復”字。

但遵醫囑，每周只能工作2~3天。

2月13日這天，他上午在創新工場對創業者講談，下午在北京家中見媒體、開創業者Party。

聊他在這17個月的養病期間的思考。

以下是根據與李開復的面對面采訪，整理出的他想說的事：關于生病2013年9月，對創新工場的40多個團隊成員來說，李開復消失了4天。

電話不接，Email不回。

到第五天在視頻電話上看見這位工場導師時，導師神情輕松地告訴他們，自己罹患了淋巴癌，4期，20多個腫瘤。

17個月后，回憶起那一幕，導師承認自己是在強顏歡笑：“何必讓他們擔心，但我自己非常絕望。

雖然醫生跟我說4期并不嚴重，但你知道，病人這時候都會把醫生的話理解成安慰。

”李開復說，自己第一反應是，遺囑好久沒有更新了。

他去找自己的律師。

按照臺灣的立遺囑規矩，律師要求他自己把遺囑手抄了4份，提及的相關人都要一一列出姓名、出身年月、身份證號。

“我的遺囑每份有6頁長，太太怎么樣，哥哥姐姐孩子怎么樣，一一寫了6變遍。

那個時候心情是最絕望的。

”但隨后自己查資料、理解病情的過程中，他慢慢擺正了心態，一邊配合診治，一邊把自己腫瘤的各項參數、“總共加起來有幾公斤”都研究了個遍。

雖然還每周不落的跟創新工場開視頻例會、項目評審會，但他的時間也慢慢從工作中剝離。

開始有大量時間可以看書，《西藏生死書》也在他的書單里。

受心態所影響，他看了二三十本宗教類書籍，想從信仰層面理解自己為什么被選中；看了四五十本健康養生的書，來理解、調理自己的病情。

但虎嗅問到這期間他所看過的最奇怪的書是什么，李開復跟創新工場的聯合創始人王肇輝對視了一眼，“不能說”。

關于三觀的變化在休整的17個月的后半年里，隨著病情的穩定，他有更多的時間去體味生活。

他強迫自己每天睡7個半小時；每周至少3到4小時的運動時間，自己慢慢爬陽明山；陪年逾九旬的母親吃飯；陪女兒申請大學、策劃攝影展。

“對人生，最大的心態變化當然是健康。

健康不及格可能就沒有人生了。

”他去一個朋友家玩，從進門開始就贊嘆連連。

“你家的桂花好香！”“一直這樣啊。

”朋友說。

“你家的布置好漂亮！”“一直這樣啊。

”朋友說。

 “你家的躺椅看著真舒服，真想躺一躺。

”“一直這樣啊。

”朋友說。

“是重新裝修了吧？”“一直這樣啊！”朋友說。

“我第一次去他家是在Google的時候，第二、第三次去是在工場的時候。

人家的家一直沒變，但我腦子里都是工作工作，對那些美好的東西根本視而不見。

”17個月后的李開復說。

“生病讓你真正意識得到眾生平等。

”李開復說，“以前我的信念基本就是我的書名，最大化影響力、做最好的自己、世界因你而不同。

”但病中回顧，他發現這里面有陷阱：功利。

“如果最大化影響力，那是不是只幫最聰明的人？只投最成功的公司？只跟最頂尖的媒體聊天？發微博只看轉發數、評論數？”在病中，他每周刻意花幾個小時，跟找得到自己、希望獲取建議的年輕人聊天。

而這些人，用他以前的標準來看，往往是沒什么投資價值、未必優秀的。

他曾因此吝于投入時間。

關于返工每周2到3天的工作量，完全不是生病前的李開復的風格。

以前的他看見自己日程表上有一分鐘的空檔，都會問責秘書。

而現在，他決定放平心態，做那些對自己壓力不太大、又能更有效增值的事情：比如，創新工場的戰略方向制定與調整，為特別的崗位補充人手，對外面向媒體、投資人；比如，在美國尋找好的創業者和創業項目；比如，給規模在50人以上的稍大創業公司提出戰略上的建議和幫扶。

在養病期間，李開復跟徐小平、蔡文勝數次深度的溝通了“早期投資者如何幫扶創業者”這個議題。

而創新工場在節后也會宣布跟徐小平的真格基金、蔡文勝建立深度合作，集中更多的力量去幫扶創業者。

“早期投資里，有的個人天使往往有特別垂直、特別專業的行業知識，但不全面”創新工場的聯合創始人汪華說，“創新工場做了四五年的早期孵化，積累了很多的能力。

加上徐小平、蔡文勝，我們其實投了數百家創業公司，覆蓋了中國最大的創業者群體。

如何把我們積累的知識開放給群體、回歸創業環境、批量的幫助更多人，這個是我們聯手想要做的。

”這會是等回了李開復的創新工場，第一個大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