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4日，上證指數創近四年單日最大跌幅，載入中國資本市場史冊。

這場跳水表演的直接原因，就是震驚世界的中國“錢荒”事件。

跳水前，上海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暴漲至13.44%，各商業銀行流動性紛紛告急。

在正常市場經濟國家，央行在商業銀行流動性告急時，有責任向市場釋放流動性，以維持金融市場穩定。

中國往常也是如此，但這次央行卻一反常態，不僅在6月23日正常發行央票回收流動性，而且明確要求各商業銀行“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這場“錢荒”發端于2007年中國重要的一項金融創新：銀行同業拆借資金市場。

允許各商業銀行間以市場化方式相互拆借資金，為市場提供真實利率基準，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

不過，以商業銀行、券商為代表的中國各金融機構很快發現了同業拆借資金的另類用途：通過同業拆借方式獲取成本極低的資金，轉而在其他市場獲取更高收益。

和民間動輒高達10%到30%的利率相比，同業拆借的融資成本極其低廉，利用其與真實利率的利差放“高利貸”，成為各金融機構心照不宣的盈利模式。

在金融界人士看來，只要對方能付本償息，就是一場皆大歡喜的雙贏游戲，何樂而不為？但是，這種金融創新的前提，是各金融機構必須遵紀守法和審慎自律。

《人民銀行同業拆借管理辦法》明確規定，為了控制風險，同業拆借資金“禁止發放固定資產貸款及投資”。

但各銀行機構顯然有足夠聰明的辦法繞過去。

隨便翻看任何一家銀行的理財產品目錄都可以發現，這些資金，拐彎抹角進入了地產業、信托和外匯市場等進行風險投機，并未進入能帶來增加就業和真實增長的實體行業。

每年高達10萬億的理財產品項目，絕大多數建立在人民幣升值和房地產保值的假定上。

可惜，房價畸高，房地產銷售日益困難，隨著房地產資本平臺（含地方政府城市開發建設項目）現金流日益下降，對商業銀行貸款償付普遍出現各種困難，鄂爾多斯和溫州的困局就是這種困難的真實反映。

根據費雪公式，市場流動性等于貨幣總量乘以流動速率，它不僅取決于央行的貨幣總量，更取決于流通速度。

中國資本市場的資金周轉率已經越來越低，經濟體的真實流動性已惡化到了無法繼續維系的程度。

雪上加霜的是，2013年6月美國宣布逐步退出量化寬松QE3，境外熱錢對人民幣升值預期減弱，熱錢回流以及各種應付款項的到期，許多商業銀行特別是中小銀行和金融機構出現了短期流動性危機，乃至上演了震撼中國資本市場的驚魂一幕。

對這場錢荒危機，央行和中央政府的表現非常耐人尋味，不僅沒第一時間釋放流動性，相反對各商業銀行提出了“控制增量、盤活存量”的政策指導。

為什么不進行干預？直接原因在于，從投放量看，商業銀行不存在流動性危機。

事實上，更深刻的原因和考量，是管理層希望借這次危機促進中國經濟轉型。

當下，政府將“城鎮化”視作未來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但可持續的城鎮化，顯然不是人口的簡單聚集，強大的實體經濟而非房地產，才是城鎮化的前提。

中國這十年的實體經濟狀況，用“國進民退”或“中小企業困難”來描述并不準確，在一些領域，是根據與公權力關系遠近形成的差序格局：企業與作為公權力占有者的個體關系越近，市場處境往往會越好。

那些被權力不恰當地“眷顧”的中小企業，要遠遠比無靠山的大型國企的日子要過得舒服。

在一些領域，形成了“有權-無權者”這種二元經濟的結構，大量寶貴資金被關系戶們占用，他們優先獲得了大量信貸資金和扶持政策，獨占了稀缺的經濟機遇，卻將通貨膨脹的后果轉移給全社會。

他們享受經濟增長的成果卻不承擔任何成本，在這次“錢荒”游戲中扮演不光彩角色的一些金融機構，就是其中重要的食利環節。

中國金融機構極其龐大的表外資金空轉問題已經暴露出來，央行拒絕繼續輸血自然也可以理解。

銀行、地產等權重股就此劇烈下跌，股民脫身不及，一些儲戶也慌了神。

從國家財政的角度看，“錢荒”已經表明中國的財政安排出現了極大隱患。

各項“與國力相符合”的支出急劇增加，各項社會、政治乃至軍事支出都大大增加，而作為基石的制造業收入卻停滯不前，這種財政缺口，對高度依賴經濟增長維系穩定的國家來說幾乎是致命的。

“錢荒”的背后，是一些強勢者在市場名義下對實體經濟的掠奪，更是“權力-非權力”二元經濟的病癥。

當社會再也支付不起權力差序格局帶來的索取，制造業會越來越蕭條，“錢荒”也可能會一次次重復發生。

這次“錢荒”事件，其實是由管理層主動引爆的，意圖盡早排雷，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

接下來，還需要更堅定地改革。

如果這類危機再現，將首先沖擊商業銀行，接著將沖擊整個金融體系，最后蔓延到整個實體經濟。

對于這種總體危機，我們應該從現在開始全力避免。

惟有改革體制，實現真正的市場平等，才有望延續較高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