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隱私只剩零了，想開點吧。

”1999年，為了給Jini技術造勢，時任Sun公司CEO的斯科特·麥克尼利在發布會上環顧全場，對臺下眾多的媒體記者和分析師說道。

他認為互聯網分享將徹底“殺死”隱私。

但即便是13年后，互聯網已深刻影響人們日常生活的今天，他的話依舊顯得聳人聽聞。

隱私作為人類自由生活的基本權利，我們目前還看不到它消亡的未來。

不過，如果把“隱私”換為“個人信息”，他的預測則堪稱精準。

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的崛起，使個人生活能夠全面信息化并聯網分享，個人信息的透明化已難以阻擋。

一個棘手的問題是，如何界定個人信息與隱私的疆界?電話號碼、微博內容、通訊錄、個人照片、瀏覽器Cookies……這些個人信息有些你愿意分享，有些你不愿分享，這是否能成為劃分隱私與否的“紅線”?答案恐怕沒那么好做出。

當我們在辦公室時，分享地理位置信息不是問題，一個小時后我們到家，卻對它變得極為敏感。

個人信息與隱私疆界的模糊讓人頭疼，用戶亦因此很容易受到傷害。

甚至有人擔心，一旦發生隱私恐慌，用戶把所有個人信息都打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標簽，互聯網的很多模式可能都要無疾而終，比如O2O，比如個性化推薦。

因此，隱私疆界的劃定是關系互聯網下一步發展的重大命題。

另一方面，個人信息有供我們時刻使用的交換價值：我們使用手機大眾點評，交換出去地理位置信息;我們使用QQ，交換出去好友關系;我們使用京東商城，交換出去聯系方式。

這些交換雖然難以用價格標示，卻無一不讓你覺得物有所值，否則你大可放棄它的服務。

問題在于，有時候你獲得了服務，卻不知道自己究竟付出了多少。

2011年，德國學生Max Schrems向Facebook索要了自己被收集的所有信息，結果他收到一張有1222個PDF文件的光盤，上面有他以往在Facebook的所有行蹤，甚至包括已經刪除了的信息。

Schrems的惱火可想而知，他覺得這超出了等價交換的范疇。

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個人信息的無意識透明無異于個人資產的無端流失。

但也由此可以看出，用戶個人信息并非不能觸碰的禁區，他可以接受用它來交換價值相等的服務，而這是解決互聯網隱私問題的核心所在。

不過在此之前，我們需要建立一套讓交換更加有序、效率的機制。

也許，正在崛起的隱私經濟學會是下一個誕生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領域。

個人信息與隱私談起隱私，周濤有些郁悶。

他的抱怨如此：“現在的人對互聯網個人信息保護過度敏感，我沒見過他們對醫院病歷和人口普查信息填寫如此求全責備，我們捫心自問一下，是不是對互聯網隱私過于苛刻?”這位電子科技大學30歲的教授，目前在百分點科技公司擔任首席科學家一職。

該公司擁有推薦引擎技術平臺，核心技術之一是數據挖掘。

但如果把個人在網絡中產生的所有數據信息全看成隱私并加以保護，周濤的工作很難繼續下去。

他很清楚“過度敏感”源自何處。

“隱私”是極易讓人產生恐懼感的詞語，而網絡用戶傾向于擴大它的外延，把它和個人信息混為一談。

實際上，二者不是一回事。

一個核心區別是，隱私屬于個人信息范疇，但個人信息不一定都是隱私。

我們每天都在產生大量數據，很難做到把個人信息完全封閉起來，也很少有人真想這樣做，因為那意味著他把自己包在了厚厚的“繭里”，不享受眾多互聯網服務的便利，不與世界接觸，將自己變為信息“黑洞”。

奧薩馬·本·拉登曾試圖制造這樣的“黑洞”，以躲避美軍的信息追蹤。

某種程度上，他成功了，而另一種程度上，他致命地失敗了。

他躲在巴基斯坦首府伊斯蘭堡城外的豪華別墅里，選擇遠離任何通信工具，沒有電話，沒有網絡。

他一度避開了美軍。

2011年5月1日，本·拉登在別墅中被擊斃，一名美國高級管理官員表示：“該物業價值將近100萬美元，卻沒有接入任何電話或網絡服務，值得引起注意。

”此時“黑洞”本身即已變為信息。

除了姓名、住址、電話等固定信息外，網絡上還充斥著“去吃飯”、“去購物”甚至“去睡覺”等動態行為數據。

它們有些由我們自己發布，有些則來自于朋友。

想想有多少次，我們在微博中談論自己的朋友，難道那不是在曝光他的個人信息?為了不生活在恐懼里，我們必須適應個人信息的曝光。

但對于隱私，由于它是一個難以觸碰的公眾敏感領域，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會放棄對它的保護。

一個很關鍵的判斷是，個人信息在什么情況下會成為隱私?周濤從自己的業務出發，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

他認為，在互聯網上對用戶信息進行搜集分析，不能把線上ID與線下真實身份進行匹配，否則即是對用戶隱私的侵犯;隱私界定不能以內容劃分，因為主觀性太強，而應把“紅線”劃在內容與身份之間。

這種觀點并不新鮮，有些互聯網公司甚至已經把它寫入了自己的隱私政策聲明中：谷歌：除非您同意，否則我們不會將DoubleClick Cookie 信息與可識別您個人身份的信息結合起來;蘋果：實時地理位置數據是在不公開姓名的條件下以不對你的身份加以識別的方式收集的。

它們把不對用戶線下生活造成困擾當作準繩。

但請注意，此觀點僅從企業角度出發，用戶意見在其中是缺失的。

對此，海銀資本創始合伙人王煜全談道：“用戶需要決策權。

”他認為，隱私保護完全指望企業自律風險太大，用戶需要掌控主動權，當企業需要采集個人信息時，當企業依據個人信息向用戶推送服務時，需首先征得用戶同意。

嚴格來說，業界目前對隱私并沒有精確而可靠的定義。

從實操層面來看，尊重用戶控制權，以用戶許可為唯一標準似乎是現在我們能做出的最佳選擇。

美國著名計算機安全專家布魯斯·施奈爾說：“人們愿意分享各種信息，只要它們在控制之下。

”Facebook見證過用戶失去信息控制權后的怒潮。

2006年9月，當“動態消息”功能上線時，超過70萬Facebook用戶進行了抗議。

這一功能將用戶行蹤聚合顯示在好友首頁上，被人稱為“像跟蹤癖一樣”。

Facebook單向改變個人信息披露規則，它提醒人們，信息已不在控制之中。

而當它在動態消息中引入一些控制選項——如允許用戶選擇不讓自己的某些操作顯示在好友首頁上，這股抗議浪潮便迅速消失無蹤。

Facebook年輕的CEO馬克·扎克伯格一向對信息控制抱清靜無為的態度，但此后他也不得不考慮更多的隱私控制。

他談道：“我們允許人們分享自己的東西，很大一部分信息變得越來越透明，但是仍有一大部分不可以對所有人開放。

”谷歌則不僅在服務中提供控制分享范圍的選項，它甚至提供專門工具用于刪除急需刪除的網頁，以體現用戶對自我信息的最高決策權。

因此，在互聯網語境下，用戶的許可控制權處于最高地位。

不被用戶許可，或者即使企業與用戶在事實上已進行信息與服務的交換，但用戶不知情，或者不是“主觀上”的等價交換的情況下，對用戶個人信息的采集都涉嫌隱私侵犯。

個人信息是未來互聯網經濟發展的重要模塊，但目前國內對它與隱私界定的模糊認識，使很多企業未來的商業模式、社會輿論都面臨潛在風險。

實際上，造成這些風險的陷阱我們已見到很多。

用戶條款中的秘密趙崗有兩臺手機，一臺是iPhone，另一臺是Android機。

他從2001年開始做手機游戲，2010年時公司重心轉移到手機安全業務，推出了一款名為“安全管家”的軟件。

他把玩著手中的白色iPhone，指著遠處辦公桌上放著的Android機，說道：“它(Android)太開放了，太不安全了，我平時打電話發短信多用iPhone。

”他并非因為工作原因而故意聳人聽聞。

Android手機的隱私安全隱患確已到了必須讓人警醒的地步。

你知道你手機里的每個應用調用了多少個人信息嗎?這些調用是否都是必需的?如果我們在安裝軟件時，仔細查看權限調用列表，一定會大吃一驚。

一款名為“紅袖書屋”的閱讀應用，需要讀取手機聯系人數據，至于此數據與它的服務間有何關聯，軟件制作方未能給《商業價值》記者合理的解釋;一款取名“三國殺online”的游戲應用，需要知道用戶精準(GPS)位置信息，但據記者了解，這與游戲服務本身并無直接關聯;一款下載量巨大的新聞資訊客戶端，需要調用短信讀取與發送的權限，但應用在使用過程中沒有任何與之相關的服務。

在所有的權限調用中，手機聯系人數據成為重災區。

游戲軟件、桌面美化軟件、各大輸入法軟件、各大社交軟件，無不對其虎視眈眈，取用自由如入無人之境。

軟件們在過度調用個人信息，很多信息卻無助于改善它所提供的服務。

它們的普遍心態是：存著吧，不拿白不拿，說不定以后能用上。

它們并非不怕用戶某一天將爆發的憤怒，可想想你安裝軟件時的習慣，是不是總迫不及待點擊“確定”，對彈出的權限調用列表視而不見?這是用戶無意識給自己布下的陷阱。

軟件商們將來也許會如此辯解：“當初你看過這些，我把決策權交給你，你本可以選擇取消，但你選擇了安裝。

”這種說辭并非沒有先例。

今年2月，私密社交應用Path被指控未經用戶許可私自上傳通訊錄至服務器，作為平臺方的蘋果亦被指監管失職。

蘋果發言人湯姆·紐梅爾答辯：“在未經用戶許可的前提下搜集或者傳輸用戶的通訊錄是一種違反蘋果指導原則的行為。

”這一指導原則是當時蘋果應用商店的17.1條款。

幾乎每一家大的公司都會在隱私條款中列明對用戶信息的獲取、使用及授權給第三方的規則：中國聯通：對用戶個人資料的有權使用人，不僅限于本公司，還包括經本公司合法授權、與本公司業務和經營活動有關的本公司的任何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業務伙伴和專業顧問，以及向本公司提供與本公司業務和經營活動有關的行政管理、電信、計算機、付款、內容、信息服務或其它服務的任何代理人、承包商或第三方服務提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