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日，阿里在香港宣布斥資10億港元成立“香港青年企業基金”，支持香港年輕人創業。

馬云演講時提到：“香港對全球化所處的位置上金融、法治以及所有大學完善的教育，我認為中國大陸目前要具備這樣素質的學生并不多。

實事求是地講，只是香港今天年輕人敢不敢往前跨一步。

”顯然，這對于一直波瀾不驚的香港互聯網創業者來說是個好消息。

早于1990年代初期，香港已經開始提供互聯網服務，為亞洲最早提供的地區之一。

在十年前，香港互聯網使用者數量達330萬人（迄今為止香港總人口為700多萬），互聯網滲透率為51.0%，僅次于韓國、瑞典和美國。

而香港互聯網使用者使用時間為平均每月22小時，為世界之最。

寬帶網絡已覆蓋香港所有商業樓宇和95%以上的住宅，并且于社區中心、圖書館甚至多個公眾地方均提供免費上網服務。

即使如此，香港從未產生過真正有影響力的互聯網創業者和公司，一向以開放、自由、先進等印象的香港怎么了？為什么互聯網創業者這么少？我們從社會、政府、文化等多個元素深度剖析。

復雜的社會環境因素夾心層的尷尬：由于港英時代的影響，香港社會與歐美文化緊密相關，歐美文化很容易進入到香港，包括互聯網文化。

錢方聯合創始人、香港人李英豪在談論到香港網民的使用習慣時說：“新聞看雅虎，搜索用雅虎、谷歌，財經看阿斯達克，視頻看YouTube，社交用Facebook，郵件用Gmail，點評用開飯，討論去Discuss、Uwant，用Whatsapp代替短信。

”香港主流的互聯網產品基本上以美國互聯網產品為主。

發展到現在，由于與國內貿易、交流增多等因素，微信在香港的普及率在增加，淘寶等產品也慢慢有了一些用戶，但數量很少。

香港的互聯網用戶，在中歐文化的雙重影響下，會成為各路產品的匯集地。

但是對于香港互聯網創業者來說，這是一個兩難的境地：由于東方的文化背景，對于歐美用戶的使用習慣和愛好了解不夠透徹。

同時由于西方文化的熏陶和香港的特殊環境，對于國內互聯網用戶的使用習慣均了解不夠到位。

比如香港由于交通和服務業發達，基本上不需要電商，就根本沒法了解阿里巴巴在國內的突飛猛進。

這導致香港創業者成了尷尬的夾心層。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的互聯網產品很難冒頭。

互聯網人口紅利：“人口紅利”是說某一階段社會中的適齡勞動人口多，老人和兒童少，會出現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撫養負擔輕、于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

互聯網也有類似時期，適齡網民非常多，上網人數在短短幾年內急劇增加，一大批公司享受了互聯網的“人口紅利”，得以飛速發展。

香港目前整體人口700多萬，老年化趨勢越來越嚴重。

這樣狹窄的市場根本不具備孕育偉大創業者和偉大公司的基礎。

主流價值觀： 作為帶有東方文化色彩的城市，家長的意志和想法會較多的影響到子女的職業規劃和選擇。

香港的四大經濟支柱：貿易及物流業、金融服務業、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與旅游業，另外再加上房地產。

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推崇的都是這些行業的佼佼者。

所以父母更希望子女做醫生、當律師、進銀行，在大企業履職，保障生活的穩定性。

雖然香港是開放的市場經濟，但包括李嘉誠在內的多個大財團已經占據了香港的衣食住行港口貿易等重要領域和行業，他們貢獻了香港GDP的50%以上，作為既得利益的階層，香港大財團從地產、貿易、港口等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同時將繼續保持著相關的利益，他們沒有驅動力去扶持和投入科技領域中的創業。

尤其是在2000年左右的網絡泡沫爆炸后，投資人更加謹慎和小心，更愿意把錢投入到收益更有保障的傳統行業中。

求職者即使是做IT行業有關的工作，更多的是選擇大企業技術支持或者部門工作，而不會選擇單獨創業。

香港的互聯網創業環境，不是人才的問題，不是資金的問題，而是經濟結構問題。

大財閥壟斷了香港經濟，精英被大企業招安，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創業風險和成本高居不下，很少有人敢輕易嘗試。

這阻礙了創業者形成規模化的投入，僅僅是零星的游兵散勇。

遲緩官僚的官方管理香港政府歷來以廉潔、高效、開放而著稱，但是在對科技行業的支持方面卻乏善可陳。

香港政府成立了一家香港科技園公司，為科技行業的創業者提供相關支持：包括科研設施、基礎建設、服務計劃、創新發展等，針對企業具體的服務包括辦公場所、市場推廣、啟動資金等等。

政府的資助包括小額資金（10萬港幣到30萬港幣不等）和辦公資源（免費辦公場所），還有低息商業貸款、孵化器項目、創業比賽等。

在香港本土，有一些官方或者民間的孵化器，有些影響力的如cocoon、startuphk，不定期有活動和交流，目前為止還沒有明顯的項目成果。

但是這些投入和香港整體經濟比起來不過是九牛一毛。

以2012年為例，香港在科技研發方面開支為150億港元（當中50%來自公立機構），僅僅占香港GDP的0.72%，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加坡、韓國的科研開支占GDP的2-3%。

香港經濟過于依賴傳統經濟，缺乏新增長點，新興產業一直無法成長。

長時間以來，香港政府的主要精力都放在香港的四大經濟支柱上面：貿易及物流業、金融服務業、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與旅游業，另外再加上房地產。

這些行業總共占據了香港GDP的60%，只要保障這傳統的四大支柱產業，香港經濟發展就會有保證。

對于政府來說，發展新興產業的重要性和優先級就變得很低。

自然與此相關政策配合與資源投入就會相對有限，特別是創新與科技等新興產業，這極大阻礙了香港科技行業的創造性和創業熱潮的興起。

政治上的博弈讓本來就不夠到位的政策雪上加霜。

繼2012年的成立科技部門的方案被否決后，2014年，香港政府準備再次籌建“創新及科技局（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Bureau）”，但在2015年2月的立法會財委會上再次慘遭否決，撥款議案未能通過，正式成立再次延后。

無奈之下，行政長官梁振英在3月份宣布，以無薪方式，任命香港理工大學前副校長楊偉雄擔任創新及科技顧問。

科技及創新產業本來就是競爭激烈、朝夕變幻、日新月異的事情，黨派官僚化和政治博弈，加上是沒有財務撥款的前提下，規模化和整體發展只能是空談。

梁振英反復強調：為了不失時機做好香港的創新及科技方面的工作，所以委任創新及科技顧問，期望在創新及科技局成立之前，盡早主動和積極地推動創新及科技的發展工作。

創新及科技對香港社會十分重要，也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

香港政府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迫切性和重要程度，但究竟能實踐和推動到何種程度，還要看香港的行動和實踐。

生存壓力巨大，生存優先創業香港有句人人皆知的話：手停口停。

香港的生活壓力指數已經位居全球前列。

香港擁有全球最好的大學教育，自然不乏優秀的人才。

但是現實的生活讓絕大多數畢業生選擇了穩定的工作而非不可預測的創業。

香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免稅政策，在日常生活用品方面的物美價廉的口碑眾所皆知。

在香港，大學畢業后的薪水一般是1萬—1.5萬港幣（合計人民幣8千-1.2萬）。

工作10年左右的香港的IT職員的薪酬大概在2-3萬港幣。

但如果是在金融公司，年入數百萬也很正常。

收入懸殊導致IT行業成了冷門行業。

天價的房價房租讓諸多工薪族一輩子背負著巨大壓力，也讓心生創業愿望的大學畢業生或其它創業者望而卻步。

香港樓價中心區10多萬每平米起，偏遠地區也要5-6萬每平方。

在市中心區分租一間老舊的帶改造或拆遷的房間大概需要7-8千港幣，床位也要4000港幣起。

在香港的租房網站上，看到的最多的就是分租房間和床位的廣告。

如果沒有收入，可能連基本的住處都沒有。

與此對比的是，一河之隔的深圳，大學畢業生的薪水一般在4-8千人民幣，工作五年的1-1.5萬，八到十年有經驗的互聯網從業者2-3萬并不少見。

在市中心比如福田或南山租單人公寓大概需要支付2-4千，如果是關外的布吉或坂田、西鄉會更低，農民房或城中村1千左右也可以租到很好的房子。

臉萌的創始人郭列從騰訊離職后租住在普通民房里，和小伙伴在民房中琢磨開發產品，靠有限的積蓄和家人支持支撐到產品上線并打開局面，如果換作是香港，沉重的生活成本早已無法支撐。

雖然香港政府有扶持低收入人群的“公屋”制度的福利，即家庭收入低于某個數字，就可以以很便宜的價錢租用政府的公屋，類似國內的廉租房。

但僧多粥少，有些年輕白領為了租住公屋或是購買價格相對比較低的政府居屋資格，寧愿減薪、放棄工作。

高樓價已經將年輕人階層整體扭曲了，何來理想和創業激情？在香港開車負擔也不低，停車費非常貴，在香港核心區域停車費用對普通白領來說可謂天價。

比如在中環金融區上班，一個月下來停車費可能花掉8000港幣。

有個很有意思的參考數據：杜蕾斯全球性福指數顯示，在抽樣的數十個國家中，香港人在全球做愛次數排行榜上倒數第二，每年性愛次數為七十九次，每月不足七次，稍多于位列榜末的日本；中大醫學院外科學系名譽臨床助理教授陳龍威表示，港人生活壓力大，所以做愛次數偏低。

足見香港人背負的壓力之大。

茍且生活尚有困難，哪來激情和勇氣去白手起家？當一個群體只顧著眼前或者現實生活時，創造力和創新性都會被大大的壓制，香港的整體環境，永遠不可能產生車庫中的喬布斯、屢敗屢戰的王興、帶著老婆一起創業的馬云，更多的是生存和執行。

旅港一個網名叫貓司令的年輕人在“一個”上寫了一篇《香港無人牽手》，里面提到了一個細節：“我每天擠8站港鐵到九龍塘上班，逐漸發現一個有趣現象，那就是香港的街頭和地鐵里很少有牽著手的情侶，當然要排除掉尖沙咀的海邊散步的游客。

這里空間太小，人的速度太快，想要齊頭同進并非易事。

”文章的最后寫到：“在旺角的米蘭站，我看到了那件貂皮大衣，安靜地掛在櫥窗里”，香港的互聯網創業者就像是這件皮大衣一樣，安靜而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