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硅谷拉住一個青年問他：你究竟為什么要創業？相信100個人會給你100個不同的答案。

　　我們關心的是：　　在這些答案背后，　　究竟是什么因素驅使一個人走上創業之路。

　　學術領域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基本可以分為兩派：強調環境塑造論的和強調個人稟賦觀的。

前者認為創業行為的發生是環境作用的結果，后者則認為，創業行為依賴于一些穩定的個人特質，例如風險承擔傾向、創業能力大小、成就需要的高低等。

　　在討論這兩種觀點的沖撞之前，我們想先探討職場環境是否會以及如何影響創業行為。

因為公司或組織是現代人所處的社會結構和網絡中重要的一環，甚至我們每天與同事相處的時間大大超過和家人相處的時間。

　　在工作場所之中，究竟哪些因素會影響一個人的創業行為呢？　　答案是，大到公司，小到同事，幾乎你在工作場所經常接觸到的因素，都會影響到員工的離職創業行為。

　　1小公司員工更愛創業　　斯坦福大學的索倫森(Sorensen)教授在題為“官僚組織與創業”(Bureaucracy and Entrepreneurship: Workplace Effects on Entrepreneurial Entry)的一項研究中發現，在大公司和老牌公司工作的員工成為創業者的可能性更低。

　　分析發現：　　？ 隨著公司員工規模的增加，每千人中員工創業的幾率逐漸下降，在4人及以下的小公司工作過的員工，其創業的比例比在1000人以上的大公司的員工創業比例高出了2.8倍，在這個區間內，員工規模每增加一個標準差，創業的比例就下降了18%；　　？ 同時，公司成立時間越長，其員工自主創業的比例也越低，成立3年以下的公司其員工創業率比成立了10年以上公司的員工創業率高出了60%。

　　作者認為，這種官僚組織(規模大、年限久)對于創業行為的消極作用主要通過4種渠道來實現：態度、技能、環境接觸和機會成本。

　　官僚程度高的大公司一直被認為其專業化的分工體系、一致性的培養標準、業務運作的方式以及所宣揚的道德觀念打壓了員工的個性化和積極性。

　　已經有社會學方面的研究表明，在程序化、被密切監控的官僚組織中工作的員工靈活性更弱，而且更容易因為職場的遵從行為而變得高度一致性。

　　而另外一項研究則發現，在小公司工作的員工表現出了更高的對于自治性的追求，這也是創業者普遍共有的一個偏好。

　　在創業所需技能方面，官僚程度較高的大公司更傾向于讓員工去執行某一細分范圍內的任務，在強化技能深度和專業度的同時其多樣性也大大降低。

　　小公司的情況則剛好相反，由于分工體制和組織結構尚不完善，員工往往身兼數職，這些多樣化的任務也就培養了創業所需的技能資本。

　　在官僚程度高的大公司中，由于管理性職能的強化，使得其員工更專注于公司內部事務，這導致直接經驗、社會信息和資源的缺乏，從而降低了員工創業的比例。

　　這是每一個選擇離職(跳槽或者是創業)的員工都要主動考慮的因素，一方面，雇主提供的薪資越高，員工離職創業的機會成本也就越高，小公司的員工在接受較低薪酬的同時，更有可能離職，比起大公司的員工，他們更愿意通過創業來碰碰運氣。

　　另一方面，大公司中角色與職責的正規化意味著組織內員工的職業前景很少依賴于社會關系。

而且，無論該組織是否有正式的內部勞動力市場，詳細的組織等級制度的存在都使得依靠內部晉升的職業發展是可行的。

這些因素都增加了離職創業的機會成本，使得大企業的員工更不愿意冒創業的風險。

　　這個研究呼應了環境決定論者提出的觀點：創業者是被塑造的，而非簡單的天生如此。

現有組織的生態環境影響了創業和產業的動態演變，影響了創業者的供給而不僅僅是創業機會的多寡。

　　這也與現實中我們看到的情況相符，即如果某個地方小企業聚集，那么該地區會不斷衍生出各種創業企業，其概率要比那些大企業壟斷的地區高出很多。

　　這就啟發政府等創業支持機構轉變以往的政策導向，改變以往僅僅關注于如何給創業者提供基礎設施和資源支持，幫助他們克服創業過程中的困難。

這個政策得以生效的前提是員工首先要有創業的意愿。

未來的創業扶持政策更要向前段傾斜，要營造環境鼓勵更多的人愿意投身創業。

同時，要注意到中小企業作為新企業孵化器的間接作用。

　　2同事也會影響創業　　除了公司層面對于個體創業行為的影響以外，同事的作用同樣不可小覷。

索倫森教授在他的另外一項研究中還提出了這樣一個假設：如果一個工作環境中，更多同事先前有創業經歷，那么個人的創業率也會更高。

　　南達(Nanda)和索倫森兩位教授在2010年《組織科學》(Organization Science)上發表了另一篇題為《工作伙伴與創業》(Workplace Peers and Entrepreneurship)的文章，研究結果顯示，與有創業經歷的同事共事的人會更有可能成為創業者。

在控制了收入、健康狀況、教育水平等變量之后，同有創業經驗的同事共事導致個人創業率增長了4%。

　　這樣的影響是怎樣發生的呢？我們同樣從態度、技能、環境接觸和機會成本的角度去分析。

　　一方面，同事中前創業者的存在使得個體對于創業風險的擔憂大大降低，通俗點來說，就是“他以前創業失敗但是仍然能和我一起工作”的心理使得個體更容易認為，創業的風險是可以承受的，即便沒有成功，這種經歷依然會給同事帶來一種激勵，從而降低對創業行為的悲觀態度。

　　另一方面，這些具有創業經驗的同事身上的資源溢出會使個體認為，只要充分利用這些資源，自己會比其他人創業成功的可能性更高，所謂“近水樓臺先得月”，也就進一步增加了對于創業行為的樂觀態度。

　　身邊存在著具有創業技能的前創業者，那么首先可以一窺創業究竟需要哪些技能，其次也更容易習得這些技能，這無疑是一條快速而準確地獲得創業技能的捷徑。

　　研究表明，有創業經歷的同事對于個人創業幾率的積極影響會隨著個體從其他方面接觸到創業幾率的增多而減弱，這一點在與父母對于創業行為的影響做對比時會表現得更加明顯。

　　有創業經驗的同事導致個人創業率增長了4%，然而如果父母也有創業經驗，那么這個比例將上升到29%。

　　根據學者們的其他相關研究，筆者認為，來自同事的影響并不能直接降低離職創業的機會成本，但是會降低個人對于機會成本的估計，“前創業者”的存在一方面降低了潛在創業者對于創業風險的恐懼，另一方面便捷的資源獲取渠道更是降低了創業進入成本，兩者加持，對于機會成本的估計自然也會更加樂觀。

在“天時地利人和”的環境下，創業行為也就自然而然地發生了。

　　社會環境對于創業行為影響的研究依然在繼續。

無論細化到什么樣的程度，無論持有哪一派的觀點，我們都不能否認社交環境對于創業行為的重要影響，創業者是“被塑造”的，而非簡單地生而如此。

　　總之，研究證實了社會結構中的一個重要維度——職場環境，對員工離職創業存在獨立的、重要的影響，無論個體的先天特質有何不同。

　　這提示我們營造創業氛圍，打造創業集群的一個新思路，就是從當地的創業氛圍和知識溢出的視角來考慮。

如果政府僅僅向由衰落的大公司主導的經濟停滯地區或行業中來實行這樣的政策，那些所謂的政策受益者對創業機會并不感興趣，因為官僚組織會在態度、技能、環境和機會成本等方面阻礙了創業意愿。

但是對于小而年輕的企業來說，這些政策可以使新企業更具競爭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