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興通訊1月7日公告，75歲的侯為貴不再參選新一屆董事會，這意味著他將從中興通訊完美謝幕。

他們這一代企業家侯為貴、任正非、柳傳志等這一代人多數生于1949年前后，堪稱“共和國一代”，其地位雖然未必比得上日本的“昭和一代”，但是故事性和歷史價值也不遑多讓。

這群人，以1940年代為軸、普遍出生于解放前后，正值國家150年深重苦難跌入4000多年的谷底，在這群人的出生簿里，飽含了洗刷掉民族傷痛的文化基因；這群人以“老三屆”為成長主軸，很多人都抱著一腔熱血成為當時的知識精英，但是很快又陷入到文革中難有用武之地；這群人，在改革開放后不像文革一代面臨需要補課的局促，而是可以把當初未竟的事業心和新的機遇結合到一起、開啟一場人到中年的創業；這群人，強韌的意志，讓他們在市場經濟之前就能與體制斗而不破，并最終推動了市場經濟的轉型；這批人，在上世紀90年代、2000年代的新生代企業家崛起之后，仍然把“奮斗”作為個人的標簽善始善終，“與天奮斗，其樂無窮”。

回放上世紀4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企業家的經歷：童年經歷苦難、少年陽光燦爛、青年壓抑求索、中年奮起創業、老年伏櫪而不輟……這種大歷史畫卷里的人生跌宕，與他們始于上世紀80年代、歷經30余年創下的企業功業，有著難以分割的關聯。

時勢造英雄，抑或英雄造時勢？其實，人終究是時代的人，時代也是人造就的時代。

如果你細數一下，與75歲侯為貴同時代的企業家中，1944年出生的任正非馬上就要72歲了，同為1944年出生的聯想柳傳志十年前就曾籌備退出。

關于這一批企業家“接班人”人的討論已經持續了多年。

作為即將退休的第一代企業家、作為一名有家國情懷的中興通訊締造者，經歷了30年輪回的侯為貴在談到他退休的時候從容而淡定，而退休前他最諄諄而言的就是：股東要堅持完善現代管理制度，新管理層一定要有報國、立企、回饋員工的愿景和使命感，國家應該有更多企業“走出去”……這一代企業家30年背負和追索的是中國崛起的使命，正如“中興”初始的寓意就是：中國興旺。

時代雖然變幻，中興雖混合制而非國企，但是底色仍存。

與之相似的是，同城的華為，最初寓意也是“中華有為”；而國企管理者董明珠總是最熱衷強調格力的技術……筆者最想說的是，在一個販賣情懷的年代，他們當中很多人有真情懷。

侯為貴們的三次艱難再造在這個時代大背景下、在這個群體像下，我們再來看侯為貴個人：作為一位解放后就學習電子的老技術人，作為文革中的“老三屆”，作為錢學森鼓勵創辦的半導體企業691廠的老師、技術科長，80年代初公派訪美的先行者，作為1985年44歲時才有機會創業的工程師，作為到1993年51歲才有機會按照現代企業制度摸索改造企業的企業家，侯為貴30年的中興生涯里，要完成且已完成3個艱難再造：第一，完成個人再造，從一個普通教師、工程師，成為創業者、掌舵者，歷程不僅30年，還經歷了波譎云詭的時代變遷；第二，完成企業的技術再造，抱有技術情懷，卻只能從貿工技起步積累資金，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技術路線不斷向上，最終重回技術夢想，不斷升級，這背后有近30年創新堅守；最后，從體制內的一個軍工三產國企，到中國最早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再到一家管理層不集中控制的股份制企業，在大陸、香港兩地上市公司，接受香港聯交所的審慎管理，這背后是對市場經濟規律的尊重和艱難探索，也超過20年。

正如侯為貴在接受采訪時強調，他不再負責公司決策，有事要公司按章程辦，由股東大會、董事會決定。

以技術再造為例，按錢學森時代的航天部意向，1985年中興來深圳創辦的是半導體企業——一個無比燒錢的行當，由于沒有資金，只能先切入電子代工；而后，很務實地進行了轉軌；但是又沒有走貿工技路線，而是堅持技術路線進入了電信設備業，直到成為全球電信的領導廠商之一。

在30年后的2015年，中興半導體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有望成為中國第三大芯片設計廠商。

30年后的中興，在全球的PCT發明專利榜上三年來都在前三；在4G甚至5G上，都有很強的標準制定權。

依據湯森路透2014年全球企業研發投入統計預測，2015年華為將會躋身全球前30名，中興也在60名-70名之間；近4萬人的工程師隊伍在國內僅少于華為，研發強度更是高于10%，在2012年中興遭遇大幅虧損的艱難時局下侯為貴也沒同意裁撤技術人員和投入力度——這是了不起的成績。

中興的發展道路是中國的一個縮影。

而在這30年背后的整個中國，也經歷了人才再造、技術再造、體制再造三重再造——中國之所以能完成這樣的轉型，與中國有一群這樣的企業家有關：在市場經濟尚未露出晨光，他們就出發了；當時的道路都是崎嶇小徑，前面走的人多了，后面的人也就有了路。

其實，一個企業背后都是一個故事，一個故事背后的主角都有一個性格鮮明的企業家，而一個強國的背后一定需要站著一批優秀的企業家，有情懷、有脊梁，不抱怨、不浮華。

隨著第一代企業家的陸續引退，未來中國還有沒有以家國為情懷的一群企業家？有沒有源源不斷產生更多優秀企業的制度保障？還是只是有很多富豪級商人？To be，or not to be，這是企業家的選擇，也應該是時代和制度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