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不可承受之重。

我們需要做的是：理智看待創業的“灰暗面”。

2014年2月，據媒體報道，新加坡比特幣交易平臺First meta的28歲美女CEO Autumn Radtke 日前自殺身亡，自殺原因未知。

2013年1月，一家專門銷售幼兒環保健康產品的線上公司Ecomom宣告破產，創業公司的老板Jody Sherman自殺，幾周后網店關門大吉。

6月份新老板接手了生意重新開張。

和Sherman自殺事件幾乎同時發生的，還有互聯網新秀、網絡活躍政治家Aaron Swartz自殺身亡的消息。

雖然僅憑這些并不足以說明與從事其他高壓行業的人群相比，創業者的自殺比例更高，但一系列事件也在創業界激起了少見的反思。

一位資深創業者Jason Calacanis在一篇博客中提出疑問，是否“作為創業者的壓力，與帶領團隊不斷追求進步的壓力，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他們的死亡。

”與創業光鮮亮麗的一面相比，這些內容無疑構成了創業灰暗的一面，同時也讓人聯想到，雖然創業在概念上非常國際化，但實際上組成成員絕大多數都是年輕的白人男性。

更有人擔心軟件創業公司的爆發式出現會引起新一輪的事業浪潮。

當這些創業者們被問及，為什么要承受這樣艱難的創業過程，不出意外會得到他們充滿熱情的回答，比如荷蘭初創公司Peerby的CEO Daan Weddepohl說，“因為想改變世界”。

這樣說其實并不是空談，如果Peerby運作順利，Weddepohl真的能創造鄰居閑置消費品租借的新市場。

但這樣的熱情卻必須面對各種不確定因素。

對創業者來說，他們的工作就是“無中生有”，讓人們相信他們能從0開始，從他們的想法開始創造出成果。

Weddepohl解釋說，“創業公司構建的過程就是構建信任的過程——與投資人、合作方、顧客、媒體等建立信任”。

倫敦一家線上定制服裝企業的聯合創始人Andreas Klinger則解釋說，組成創業公司很大一部分是夸大宣傳：“每件事情都聽起來很美好，但在初創公司所說的成功，可能背后隱藏著各種各樣的問題”——Klinger的服裝公司現在已經不復存在。

每天的情緒波動是創業者的壓力來源之一。

倫敦一家初創公司Tab的合伙創始人Shawn Zvinis解釋說，好像“早晨感覺每件事情都在正規，晚上卻覺得一團糟。

每每會遇到沮喪的早晨都爬不起床的情形——試問自己：做著改變世界的工作真的會感覺如此之糟么?”另外一個不幸的事實，Tab在去年12月也宣告破產。

對創業者來說，時時刻刻都要擔心“錢”的問題。

投資人每次給出的金額可能只是杯水車薪，創業者們只能通過削減開支、壓低自己的生活成本，來確保支付自己員工的薪水。

再引用一句創業者的話：“如果你沒遇上過入不敷出的時候，那你真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在創業。

”很多創業者放棄了公司以外的生活，公司就是他們的家庭。

這樣的角色占有讓長期雇員、更有甚者是共同創始人的離開成為創業者不能承受之重。

Weddepohl本人就曾有兩次和聯合創始人結束合作的經歷：“好像離婚一樣”艱難。

對于創業失敗，來自不同文化的人的解讀也不徑相同，雖然對大多數都是個人事業的災難——畢竟這是付出了多年的努力，創業者們意識到自己的創業夢已經結束的時刻。

但很多人仍然愿意再試一次。

約旦創業人Gaith Kawar表示，“失敗就是創業游戲的一部分。

而失敗者需要做的，是進行反省，發現學到的東西，然后繼續前進。

”而他本人也是這一認識的堅定實踐者，正在為自己的第七次創業努力。

新的嘗試不僅包括提供新服務，還體現在嘗試新的工作模式。

漢堡一家公司Jimdo提供簡化搭建網站的服務，員工建立了一套內部規定，記錄要做的事情計劃表，并保證每個人的充分休息。

這樣做似乎在公司取得了不錯的收效，Jimdo在舊金山、東京、上海等地的公司已經幫助用戶做了上千萬網站，員工人數也達到170人。

創業之于“多樣化”創業者留給私人生活的時間可能是各個行業中最少的——這可能解釋了創業的人員組成特點：據Compass的調查顯示，女性創業者僅占到創業綜述的10%，并且很少有女性創業成功者的模范形象，很多機構也不支持女性從事計算機行業，后兩者更弱化了女性進行創業的比例。

金融行業，和創業界類似，男性占據絕對多數。

PitchBook研究公司的統計顯示，2013年進行的IT投資中，進入女性創立公司的投資甚至不到5%。

而究其原因，由女性創立的公司本來就占少數只是其中一個方面，而另一方面從投資者來說，全球的投資者大部分都是白人男性。

這種組成的單一性也在創業公司孵化項目中十分明顯，Y Combinator的創始人Graham就曾把孵化項目形容成由“一群白人和亞洲人”參加的項目。

這種缺乏多樣性的組成似乎對創新也是一種限制，但從現在看，至少越來越多的投資者開始承認這確實是個問題。

一家針對個人創業者的孵化公司、倫敦的Entrepreneur First著眼目前申請者中女性匱乏的現象，推出了一個名叫CodeFirst：Girls的活動，為女性提供一系列如何寫代碼的課程。

最近一批參加孵化的31家初創公司中，4家創始人為女性，比例還是明顯少于男性。

多元化的創業者團隊給人更加成熟的形象。

很多創始人抱著成為下一個喬布斯或扎克的夢，但Ribbonfarm咨詢公司的Venkatesh Rao給出了另一種見解：“創業公司將形成新的勞工團體”(Entrepreneurs are the new labour)，他還發布了一系列同名博客文章。

確實“租金和泡面”可以刻畫創業者艱苦的生活，但Rao進行了更深入的分析，指出今天的創業局面類似于19世紀后半葉英國工業的發展狀況，維多利亞時期的鐵匠進入商品化階段，成為新的工人階級的核心，而目前創業者們組成的團體，也將成為新的生產業的中堅力量。

精簡的創業理論、創業公司孵化器和標準化的投資條例，都顯示創業正變得越來越模式化和商品化。

隨之出現了投資者和企業家之間的力量失衡，Rao認為，“投資者已經占據了上風，投資者和企業家之間的關系，正變得越來越像管理層和員工間的關系。

”Rao還提出了目前普遍的“人才收購”(acqui-hired)的行為：大公司收購小型創業公司，目的不在于收購技術，而是在于收購后者的創業團隊。

雖然對于工程師來說不是壞事：通過人才收購的晉升速度可能是傳統流程的兩倍，并且花費的成本也遠低于后者。

但對于初創公司或加速器來說就有些變味：似乎他們并不在意去挖掘真正的創業者，培養下一個扎克或喬布斯那樣的杰出人才，而是在走培養適合知識經濟的工作者的捷徑。

創業之于工作機會再來看看工作崗位方面，創業公司至少在提供工作機會方面出了一份力吧?據Ewing Marion Kauffman基金對1990到2011年美國成立1到5年的信息通訊科技類(ICT)初創公司的調查顯示，其雇傭的員工數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

但考慮到公司規模多數很小，因此絕對數量的增長仍十分有限。

雖然初創公司擴展規模很快，但真正做大的公司卻少之又少。

一本名叫《第二次機器時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作者Andrew McAfee和Mr Brynjolfsson把1880年建立的柯達公司和Instagram做對比，后者是一個照片分享應用，在推出18個月后被Facebook以10億美元收購。

柯達在鼎盛時期的員工人數超過145000人，另外間接提供了數千個工作崗位。

在柯達申請破產幾個月后Instagram被收購，當時該應用有1.3億用戶，員工卻僅有區區16人。

而即使是Facebook這樣的頂級社交網絡公司，擁有用戶超過12億人，也僅有5800左右的員工。

但Mr Brynjolfsson提出，僅憑借這些例證，還不足以認為創業公司的爆發將導致更多人事業。

創業公司確實會對現有企業造成沖擊，但卻同時在創業公司之外創造了更多的工作。

比如線上手工制品銷售Etsy為超過100萬賣家提供了網店機會。

eLance和oDesk兩家自由職業網站，提供服務的受眾分別達到230萬和450萬人。

除了工作機會，更重要的是數字科技為產品創造了無限可能。

Brynjolfsson表示，“減少創業公司并不能解決問題，相反，應當迎接更多的創業公司出現。

不但不用擔心創業團體嘗試的積極性，而且從軟件發展到硬件行業，創業面反而更拓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