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上去要比電視上更為嬌小，坐在那輛已顯老舊的寶馬5系的后排座上，一路上手里不停地把玩著一副大墨鏡。

我們正在開往位于大興的一座錄影棚，李靜要在那里錄兩檔節目，嘉賓分別是于謙和那英，時間會從當天晚上六點直到次日凌晨一點。

作為一位以提問刁鉆鬼馬著稱的著名女主持，一個早就習慣于鏡頭和閃光燈的時尚達人，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面對純粹商業類媒體的拷問。

從李靜的嘴里，你幾乎聽不到“商業模式”、“現金流”、“企業戰略”等這些創業者們經常掛在嘴邊的詞，盡管她的確創造了一家在全中國可能模式最獨特的傳媒娛樂+電子商務公司。

她在東方風行公司內的官方稱謂也不是“李總”，而是“靜姐”。

“我小時候的夢想就是成為大姐大，戴著墨鏡，穿著黑風衣，身后跟著一大幫小弟小妹。

”李靜對此很有些自得。

跟我們熟悉的那些雄心勃勃的創始人(他們基本上是男性)不同，李靜從第一天起就沒有為自己樹立一個清晰遠大的目標，她也沒有主動去對標一個現實的可模仿的榜樣，她不在乎錢，也對資本沒有什么概念，她甚至從一開始就抗拒把自己變成一個商人……她只是從一個非常樸素的原點出發：為了擺脫現實的無趣，要去做一些真正“好玩”的事情。

在不斷的嘗試和挫折中，這個熱愛搖滾的“文藝女青年”慢慢發現，一個原本隨性而為的小工作室，完全可以演繹成為一個半徑不斷向外延展的酷商業。

這難道不是“創業”的真正本質嗎?尋找人生的樂趣，從而為社會創造出價值。

事實上，在我們的身邊有太多猶豫不決的朋友，他們窮盡一生在尋找一個所謂的目標或者理由，無數次地推演得失成敗，來說服自己投身到創業的火海中。

為什么不能像李靜這樣簡單呢?只要“擁有跟隨內心與直覺的勇氣”(喬布斯語)，任何其他事物就聽從命運的安排吧。

“那時我覺得‘李總’這個詞特俗氣”我相信很多的創業家都不是躊躇滿志地要去創業，都是被命運推到了一個風口浪尖，然后告訴你，這就是你要面對的責任，你的第一反應是逃。

但是扭身一看四處都是懸崖，第二再想，那我就硬著頭皮上，所以我覺得不要去夸大所謂的什么遠大抱負。

但是有一些特點，他勇敢、無畏，還有一些個人英雄主義。

我從小就做那些夢，都是我去把別人拯救了。

1999年，已在央視小有名氣的李靜突然向領導提出了辭職。

“當時在央視很不開心，一個原因就是我是那種不聽話的主兒，對節目總有自己的想法，領導就找我談話，但我是鐵了心要辭職的。

因為我知道在這個環境里，我創造不出什么來，當時我對工作的取舍原則就是好不好玩，快不快樂，有勁沒勁。

那時候我覺得特沒勁。

”本來李靜想像許戈輝、陳魯豫那樣去鳳凰衛視的，但由于沒什么熟人，也就未能去成。

怎么辦?好在還有一批“臭味相投”的老同學，這些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的文藝青年，整天談論的話題是自由、藝術，和這幫“死黨”在一起，李靜覺得自己的狀態完全不一樣。

我就跟我的同學聚了一下，我說咱們成立一個工作室，咱們拍戲，自己寫劇本。

然后他們說這里面最有姿色的就是李靜，李靜你負責去拉錢。

我說對，這事太好了。

然后我們就開始寫，寫完以后就去拉錢。

根本一分錢也沒拉來。

不是水平不行，那撥人里面有后來《瘋狂的石頭》的編劇，也有《金粉世家》的美術，但當時還是一幫電影學院的小毛孩。

雖然沒人理我們，但我們都很狂的，不理他們那套。

但是后來錢還是沒拉到，大家都散了。

那時候我才發現，自己總得干點什么呀。

在不痛不癢之中，李靜已經由一個央視主持人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北漂”，但她依然花錢如流水，跟哥們在外面吃飯、喝咖啡，基本上是她一個人買單。

原因很簡單，一是做主持人這幾年攢了一些外快，二是家里經濟條件好，沒什么壓力。

最經典的一個段子是，在最初從央視出來自己做事的那段時間里，之前幾乎就沒坐過北京公交車的李靜，每天出行仍然習慣性地打車，該吃就吃，該消費就消費，有一天突然發現“現金流”馬上要枯竭了，就在馬路邊花2塊錢買了張獎券，希望碰碰運氣，沒想到居然中了一輛山地自行車。

李靜心想，這樣上下班不就可以省下打車錢了嗎?于是轉天就騎自行車上班，但騎到一半就累得不行了，下來又花6塊錢買了一根夢龍雪糕，美其名曰“休息一下”。

后來我同學就罵我，他說你算過賬沒有，面的才10塊錢，6塊錢一根冰糕，還騎得那么累，你還不如打一個面的呢!所以后來我說我要做公司，我們全家都笑得不行了，我媽說你這個孩子從小就糊涂，從小賬就算不清楚，上學時老給家里發電報說:錢已經花完，速寄。

所以我說做公司，我媽就覺得很可笑，果然就應驗了。

現在很多人跟我說，說靜姐我想跟你一樣，我說別，因為我覺得我是一個特例，如果按照我的方法一定會頭破血流。

2000年，李靜和她的妹妹李媛，還有一個同學，三個人組成了最初的團隊，再加上不久后進來的歌手戴軍，幾個人就這樣聚到了一塊，第一個節目就是《超級訪問》。

但是直到2002年，李靜腦子里還根本沒有創業、開公司的概念：“一開始我拒絕，雖然我在做一些公司該做的事。

為什么拒絕?因為我覺得一說創業就特別有銅臭味，我特別怕聽‘李總’這個詞，我覺得那樣特俗氣。

我覺得我還挺文藝青年的。

”更要命的在于，一般節目公司是先有廣告隊伍，再有發行隊伍，最后才有制作團隊;而李靜的東方風行傳媒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方風行)則是，一上來就是制作隊伍，廣告和發行隊伍根本不存在。

后來給了李靜第一筆風險投資的紅杉中國的創始合伙人沈南鵬坦言，最擔心的就是這行業的人夠聰明，但是有時“不靠譜”，很容易擺不正位置，“該做老板的時候藝人心態”。

“我開始意識到這是一個公司了”當你按套路出牌的時候，你永遠沒有價值最大化的時候。

而且那個價值是可以被評估的，你做的破例的東西的價值卻是永遠不可評估的。

但前提是你有核心競爭力，就是你的節目夠牛。

這讓我意識到，我的立命之本：第一，要做出最牛的節目，就是要有談判的條件。

就像唱片公司，你要有大牌;第二，一定要打破規則，才會讓他沒辦法去衡量你的價值。

對于一直以“文藝青年”自居的李靜來說，從2000年到2002年是她為這個身份“買單”的兩年。

“現在回憶起來，那兩年的日子太不好過了。

最慘的時候是什么狀況?每天都是最慘，沒有最慘。

”李靜說。

電視節目跟電視劇不一樣，電視劇拍完20集，就一次性給電視臺，如果中間沒錢了，也可以選擇不拍。

但電視節目不一樣，它是要和電視臺事先簽約的，所以電視臺不管你賺不賺錢，作為節目制作方，你必須一直錄下去。

所以我們永遠都在想下周錄節目的錢，就可憐到這種地步。

當時我們是一幫文藝青年，就覺得《超級訪問》是那么好的一個節目，沒有因為它不掙錢，這個事就不做了。

可是現在想想，如果以一個生意人的角度看，我們的思維肯定是有問題的。

我非常焦慮，最多的時候欠債200多萬，而且我當時找的助手都是大學生，都是同學的一些弟子，他們當時就很無助地看著你，你也不知道該怎么辦。

她的主持搭檔戴軍稱，當時李靜身邊所有有點錢的朋友她都去借過了，甚至她的房子也押了出去。

“那段日子，我看她喝醉過幾次，哭過幾次，和她妹妹大吵過幾次，心絞痛發作過幾次。

但每次過后，她還是該干嘛就干嘛。

這是她過人的地方。

”這一點得到了李靜母親的確認。

每次回家借錢，李靜都會從母親那里得到爽快的答復，雖然家里不是特別有錢，但絕對百分百支持。

“后來我問媽媽，為什么愿意陪著我玩，我媽說因為怕看到我想不開。

她說那時一想到我欠了那么多錢，就很著急，甚至半夜會突然坐起來，但一看我睡得呼呼的，就覺得這個孩子怎么那么沒心沒肺啊。

”為了和廣告客戶吃飯，她也會穿上很昂貴的晚裝，化了濃妝去應酬。

出門前，她會倚在門框上，回頭很嬌媚地說：兄弟們，等我的好消息啊。

那時候的她美艷不可方物，但那瘦弱的背影卻讓人覺得辛酸。

吃完飯，帶著酒氣回到公司，她臉上的妝也暈了開來，被打回原形的她顯得很無助。

然后大家繼續討論節目，而廣告的事卻音訊了無。

這種艱辛讓李靜慢慢地意識到了經營的重要性。

當時主流的民營電視節目制作公司如光傳媒、歡樂傳媒等，這些公司與電視臺的合作關系都非常簡單，就是把節目免費給電視臺，然后電視臺給你幾分鐘的貼片廣告。

如果按照市場價值估算，這幾分鐘的廣告費用一年下來可達上千萬，但問題是，電視臺不負責給你賣，這是節目制作公司自己的事，而對于當時沒有任何客戶資源的李靜們來說，這無異于一張空頭支票。

在交了一年多的“學費”之后，李靜決定放棄單純靠貼片廣告過日子的生存方式，她想出的辦法是賣節目。

“我記得特別清楚，我把發行總編叫過來，我說我要賣節目，他說不可能，說從來沒有賣過節目，中國電視臺只有買電視劇，沒有買過節目。

”李靜說，她決定親自披掛上陣。

我坐著飛機、坐著火車自己出發，去地方電視臺，跟人家說我做了個節目。

那時大多數地方電視臺還很少有外面的節目，人家就說你先回去吧。

我說我不走，你們得看，你們看了我再走。

人家還挺好的，畢竟原來在央視積累了一些關系，他們帶我吃喝玩樂，而我心里根本都沒有心思吃喝玩樂。

記得是在湖北，他們帶我去漢正街附近吃飯，飯店門口正好那兒有一個拉二胡的，一個瞎子藝人在那兒賣唱。

他們還特高興，讓我吃這吃那，然后有一個服務員拿著田雞就往地上摔，都摔蒙了，然后把田雞的皮扒下來了，我覺得好殘忍。

與此同時，瞎子就在那兒拉二胡，我一輩子都忘不了，覺得特別像我的心情。

我就想我怎么淪落到這種地步。

后來我特別想把它拍到戲里。

最后湖北臺領導特好，陪我吃飯。

我說你們不要我就不走，后來他們就看，所有人都在審，審完以后大家互相看了一眼說，節目真是個好節目。

然后我就特別斗膽地說，如果不好你們就下調，但是前提你們要買我的節目。

那時我開始學賊了，因為我不是拉廣告的人。

當時李靜給他們的方案是，5分鐘的貼片廣告全給電視臺，只把其中30秒作價留給李靜。

李靜跟對方說，這個節目如果收視率第一，你就能賣幾分鐘廣告，而且你一分錢不用投，僅僅需要花費兩三千塊錢;如果收視率低了，你就把節目停了。

電視臺同意試一試，每期節目給李靜這邊2000塊錢。

這樣，在拉不到廣告的情況下，李靜就成了中國第一個賣節目給電視臺的人。

這一賣，就是50個臺，一期節目能賣10萬元，而當時一期節目的成本是3萬多元。

李靜開始賺錢了。

成功地賣出了節目后，她沒有滿足于一期7萬塊的利潤，《超級訪問》很快拉到了大紅鷹的冠名。

付費買節目的電視臺不樂意了，可是此時的李靜談判的時候底氣十足：《超級訪問》是獨一無二的。

因為在江蘇臺和南京臺的人同時跑到北京來找她請客吃飯的時候，她就發現了變化：自己已經開始占據賣方市場的主動。

這些變化和做法慢慢讓李靜發現不按套路出牌是對的，只要邏輯行得通就該去試試，沒有什么是絕對不行的。

這兩件事情對我的影響特別大，讓我發現原來營銷是這樣的。

我把《超級訪問》調到了全新的一個平臺上，就像是球星轉會一樣，一旦成功身價倍增、利益倍增。

真正從《超級訪問》賺了錢，那時候我開始意識到這是一個公司了。

“我覺得我對這個公司最大的功能，不是管理功能”你把該做的事情做到最好，一切都不是問題;如果你不是最好，一切都是問題。

如果我的節目不夠一流，永遠都是被別人選擇，即便我每天拼命想和別人搞好關系，也搞不好。

如果我把節目做成一流，我不用跟任何人搞好關系，這個臺不做了，另外的臺已經在門口等著了。

所以基本上這八年我只做一件事，這就是我的立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