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佩斯多年前，陳佩斯因小品一炮走紅，他锃亮的光頭、土得掉渣的衣著、夸張的表情和動作，常讓觀眾笑破肚皮。

他天生是演丑角的料，愛思考、不炒作，從未傳出什么緋聞和負面消息，這是觀眾喜歡他的重要原因。

尤其在表演了小品《吃面條》后，無數個商業演出邀請令他應接不暇，忙碌中，他讓在醫院做護士的妻子王燕玲辭了職。

那時的陳佩斯特別自信，覺得自己是賺大錢的料，再加上王燕玲當時剛懷孕，于是她就回家做起了全職太太。

陳佩斯“走穴”的收入拿回家全部交給妻子。

王燕玲專門開了個賬戶，收到一筆錢就往銀行存一次，盡職盡責。

1998年，陳佩斯成立了自己的影視制作公司，先后投資500多萬拍攝了《父子老爺車》、《太后吉祥》和《好漢三條半》。

但這些電影都叫好不叫座，一部接一部虧損，曾經頗為可觀的賬戶日漸枯竭。

為了維持公司的正常運轉，陳佩斯只得繼續四處走穴，用賺來的出場費支撐公司的運營。

即便如此，發薪日還是一推再推。

于是員工接連辭職，到最后，一個不小的影視公司，連財務都不剩一個。

王燕玲不得不出來工作，成了公司不拿薪水的出納。

陳佩斯走穴的出場費，還是像以前一樣全部交給她，她再把這筆錢分成若干份，房租、水電、電話、薪酬……一點一點將它們用在刀刃上。

有時回到家里，王燕玲還拿個計算器按來按去，皺著眉頭想辦法拆東墻補西墻。

這時候，陳佩斯就抱著女兒偷偷溜出去，他覺得很慚愧，本來是計劃讓太太做個什么都不愁的享福女人的，沒想到她最后卻成了白打工的勞動力。

不久后，與央視的一起版權官司，將陳佩斯徹底逼到了絕境。

1999年初，陳佩斯發現央視下屬的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擅自出版并發行了他和朱時茂創作并表演的《吃面條》、《拍電影》、《警察與小偷》等八個小品的VCD光盤。

兩人通過登門、打電話和去函等方式尋求解決辦法未果，無奈之下訴諸法律。

官司塵埃落定后，陳佩斯拿到了16萬余元的侵權賠償金。

可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起官司經一些媒體夸大報道后，被演繹成沸沸揚揚的“央視封殺風波”，直接導致原被告雙方矛盾激化。

幾乎在一夜之間，各個電視臺和演出單位就不再追捧他了，他再也接不到任何與廣電系統有關的商業演出邀請。

沒了商演的收入維系，影視公司只能宣布倒閉。

那時，正逢陳佩斯的女兒小學一年級下學期繳費，280塊錢，但陳佩斯掏遍口袋，身上只有147塊錢，只能灰溜溜地背著女兒回家去找王燕玲拿錢。

從一個人撐起一個公司到連女兒的學費都掏不出，這種高臺跳水的失落感讓他黯然淚下。

陳佩斯承認自己那陣子是徹底絕望了。

他跟打小就認識的幾個胡同串子朋友，整天在一起抽煙喝酒貧嘴賤舌地瞎侃，每天都喝得醉醺醺地回家。

王燕玲安慰丈夫：“天無絕人之路。

你和我都有一雙勤勞的手，一顆聰明的腦袋，還能餓死不成？”1999年“五一”期間，王燕玲拉著丈夫到郊外散心。

陳佩斯開著那輛又老又舊的“桑塔納”，心里很是傷感：同時出道的眾多朋友早幾年都換車了，不是奔馳就是寶馬，有人還開上了“悍馬”，只有他還開著拿不出手的舊“桑塔納”……在妻子的引導下，他們的車開進了北京延慶縣井莊鎮西三叉村。

下車后，王燕玲沉吟片刻，從包里拿出一份承包合同，指著眼前的一大片荒山告訴陳佩斯：“一直沒有告訴你，早在去年，我就用多年積攢的70余萬私房錢承包了1萬畝荒山，承包期為50年。

居安思危，就是為今天留一條退路。

”陳佩斯愣住了。

1998年，正是陳佩斯事業最紅火的時候。

他無論如何都不會想到，妻子會在那時買荒山留退路。

“我嫁給你十多年，太了解你。

你有無人企及的才華，但也有致命的弱點。

演小品誰也比不了你，但開影視公司你絕對操作不了，經營管理、商業化操作……所有這些你都不懂。

”王燕玲說。

陳佩斯站在寂靜無人的山頭上，忍不住淚流滿面。

王燕玲等他哭夠了又接著說：“從明天起，和我一起上山，扛著鋤頭到這里當山民。

”就這樣，本以為一無所有的陳佩斯在絕望中看到了一線希望。

兩口子把女兒交給爺爺奶奶照顧，成了一對農民夫妻。

兩人在山上建了兩間木頭房子，一間是廚房一間是臥室。

臥室旁邊的地上挖了個大坑，里面埋上一口大水缸，外面再用蘆葦條一圍，就是個露天廁所了。

平時王燕玲去上廁所，陳佩斯就在廁所門口為她把風。

遇上下雨的時候，兩口子一個在廁所里面，另一個就在廁所外面把手伸得長長地幫對方打傘。

廚房里沒有煤氣，也沒有煤，漫山遍野的枯枝敗葉是唯一的燃料。

每天早上起來，夫妻倆一人背個大背瘺，撿滿一背瘺的落葉樹枝回來生火。

為了節約燃料，他們早已沒有了幾菜一湯的飲食習慣，每天吃的是獨創的“菜飯”——肉、菜、油鹽醬醋，加上米混在一鍋煮熟。

每天早上煮一鍋，中午晚上要吃的時候熱一下，就是一天的伙食。

隨著招來的工人陸續上山，墾荒工作就此開始。

除雜草、搬石頭、挖樹坑，陳佩斯和王燕玲租貨車運來買好的側柏、蘋果和石榴等樹苗，趕季節爭分奪秒地種下。

每天早上天剛蒙蒙亮，兩口子就穿著深筒套靴出門巡山，一人手里拿一根棍子撥打前面的草叢，防止有蛇傷人。

一萬畝的荒山，從頭到尾走下來得要七八個小時，中間還得觀察是否缺水，有沒有病蟲害。

陳佩斯夫妻倆的衣著打扮盡量“本土化”，他們向山民隱瞞了真實身份，只說自己是天津城里的一對下崗職工。

有一天，一個山民在勞作之余，盯著陳佩斯看了一會兒，說：“我看你跟電視上的那個‘陳小二’長得很像，你要進城去演小品，準能嚇住真的陳佩斯！”陳佩斯一看要穿幫，趕緊哈哈大笑，說：“我是‘陳小二’就不會帶著老婆承包這片荒山了，多苦呀！”陳佩斯說得推心置腹，加上一身村民打扮,滿身土、滿臉的落魄表情，山民也沒有生疑。

天道酬勤轉眼間兩年過去了，小樹長高了一大截，昔日光禿禿的荒山也變成了萬畝綠色的林海。

山林中甚至還出現了野豬、狍子和狐貍等動物，以及多種鳥類。

此時的陳佩斯和王燕玲再也看不出是城里人了。

膚質像山上的石頭一樣粗糙，那些長滿尖刺的荊棘，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一把抓起來，手掌和手指有了一層厚厚的老繭。

陳佩斯招牌式的光頭也不復存在了，長出了寸許的頭發，乍看上去，就是一個標準的農民。

付出終于得到了回報，速成的經濟型樹種變成了搶手的木料，果樹也開始掛果，收購的貨車開到了山腳。

兩年的付出，為陳佩斯夫婦換得的利潤是——30萬元。

危機得到緩解后，陳佩斯又不安分起來，他始終覺得自己是個演員。

最了解他的莫過于妻子王燕玲，她把30萬存款和以前買荒山剩下的5萬塊錢一起給了陳佩斯，告訴他，這是重開影視制作公司的首筆資金，她讓陳佩斯放心去打拼，賺不賺錢都不要緊，只要不背債就行。

她會繼續守在山上，保證每年的穩定收益，給這個家一個穩定的大后方。

影視制作公司重新掛牌，陳佩斯恢復了當年锃光瓦亮的光頭，他開始聯系以前的朋友與合作伙伴，打算甩開膀子大干一場。

因為與央視的關系始終沒有緩解，——做話劇。

話劇是冷門，吸引不到投資是最大的問題。

陳佩斯那陣開著一輛借來的北京吉普，滿北京聯系投資方，碰了無數的軟釘子，一無所獲。

既然沒人投資，那就自己投資吧。

王燕玲給陳佩斯的35萬元變成了l萬元，剩下的34萬全部被投進了話劇《托兒》。

這絕對是孤注一擲的一錘子買賣，一旦砸了，就血本無歸。

天道酬勤，《托兒》在長安大戲院的首場上座率就高達95％，在北京連演10場后，陳佩斯帶著《托兒》開始了全國巡演。

當《托兒》的第30場演出結束后，就已經收回了全部投資。

因為有了《托兒》的豐厚利潤作為資金，隨后推出的《親戚朋友好算賬》和《陽臺》等也都獲得了空前的成功。

支付完所有的開支和薪酬后，陳佩斯的賬戶又奇跡般地從當初的35萬元，變成了2000萬。

2008年他又創作了話劇《阿斗》在北京上演，叫好又叫座。

這標志著他已經從小品演員成功的轉為話劇明星。

隨后他開始國內巡演，上海、杭州、南京等地都取得了輝煌的票房。

2010年，陳佩斯自編自導的話劇《老宅》在北京BTV大劇院上演，再次引起轟動，隨后又開始了他的國內巡演（上海、成都等地）。

至此，陳佩斯10年沉寂之迷結束。

2011年11月，陳佩斯出席了“2011北京喜劇藝術節”的啟動儀式。

在喜劇節啟動儀式上，陳佩斯被問及是否重登春晚舞臺時表示，“我回不去了，不能回到襁褓中去，時光不能倒流。

”他透露，此前確實接到春晚導演的邀約短信，但因為“沒有檔期”而婉拒。

2012年，陳佩斯再次拒絕2013年央視春晚節目組的邀請。

現在，2015年的春晚籌備工作已經開啟，不知道我們以后還能不能看到陳佩斯再站到春晚的舞臺上，或許他的精彩演出帶給全中國千千萬萬家庭的歡聲笑語只能成為經典，留在人們的回憶中。

著名藝術評論家殷謙評價道：陳佩斯是一位真正意義上的藝術家，他把為他人藝術當作自己的一種責任，是因為他有著對苦難的敏感和對殘缺的不滿，有著與底層的‘小人物’站在一起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