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紅利”和“全球化紅利”疊加在一起，帶動了中國的創業潮。

另一個紅利是“人口紅利”，它甚至會孕育出“中國服務”大潮的奇觀。

口述|季琦 華住酒店集團創始人、董事長我在10年間，創立了3家市值超過100億的納斯達克上市公司，許多媒體稱呼我為 “創業教父”。

這個名稱我擔當不起，誠惶誠恐，經常調侃自己是“運氣好”。

但是，我的奇遇確實并非簡單的偶然和單純的運氣，當今的中國，實在適逢創業的大好良機。

我在10年內做了3家上市公司，也是中國創業機會多多的一個佐證。

我們就像走進了一個遍地是黃金的礦區，身邊隨時隨地都是金塊，你只要去撿，俯身就是滿懷的財富。

這是一個創業的時代，有機會，有能力的人，應該毫不猶豫地投身到創業浪潮中。

否則，當你老了兒孫問你的時候，你會因為悔恨而抱憾終生。

80后、90后崛起：他們更愛消費前幾天看到一個數據：使用蘋果手機的人群中，80、90后占到78%。

剛開始還不太相信，回來看看華住的數據，大吃一驚：華住旗下酒店客人80后、90后客戶比例，也已經接近70%。

我剛剛進入酒店連鎖業的時候，實際上是以我自己的審美觀和價值觀來考慮產品設計的。

典型的客戶原型是：三十幾歲，男性，平頭，大學學歷，新秀麗旅行箱，商務休閑裝，Tumi登山包，帶IBM的筆記本電腦，商務旅行。

酒店裝修的風格、定價、免費互聯網、大堂免費電腦、免費打印復印等服務，都是根據這樣的客戶原型設計的。

十幾年過去了，當初留著小平頭的IT男已經步入中年，再作為經濟型酒店的典型客戶就不合適了。

在漢庭大堂里坐一會兒，你會發現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居多。

而且許多人看上去并非出差，可能是出來旅游，也可能是和女友浪漫幽會，或者是打了一個晚上的游戲，早上到酒店來洗澡休息......這些以80、90后為主體的消費者，出行的多樣性增加，消費的沖動性增加，審美興趣、價值取向也隨之變化。

80、90后人群跟60、70后有很大的不同：他們更愿意消費;雖然大部分人收入不高，但是對生活的要求較高，他們不會過苦逼的生活;他們更加自我，愛好自由;心態更加開放積極，更加彰顯個性……他們是一群不太一樣的人。

我們也沒有必要“談虎色變”，這群新生代也是人，不是來自“星星”的客人。

他們同樣渴望被愛、被認可;同樣是飲食男女;同樣喜歡價廉物美的東西。

不管是我們那個年代的60、70后，還是現在充當消費主體的80、90后，甚至未來的2000年后，人性是相通的。

緊緊圍繞人性本質里的東西做文章，就不會有偏差。

“制度紅利”與“全球化紅利”推動創業潮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主旋律。

100年前的中國，主旋律是推翻皇權、共和、革命;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主旋律是戰爭;而我那個年代出生的人，主要是文化大革命，游行、口號、大字報、揪出走資派。

那時候如果有人說要創業，是天方夜譚。

做點小生意，也是資本主義的尾巴，是要割掉的。

改革開放后，大家才從革命的浪潮中，開始關注民生，關注經濟。

跟西方發達國家不一樣的是——中國的各項生產要素都被長期限制和束縛，中國的產品、商品、服務提供者幾乎是空白。

就像在一片原始的土地上開墾，資源豐富;就像在一片裸露的礦場上采礦，遍地都是黃金。

稍微敏銳一點的人就能找到創業機會;稍微勤奮一點的就可以做得不錯。

創業成功的概率很大。

這就是人們經常講到的“制度紅利”。

創業潮的另一個推手是“全球化紅利”。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冷戰思維的改變，世界經濟正處在走出國家、走出地緣的全球化進程中。

技術、人才、資金、品牌等關鍵生產要素，都不再局限在某個國家或地區，而是向發展快的、機會多的、利潤高的地方流動。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無疑可以媲美早期的美國，成為人才、資金匯聚的新熱點。

我創立的三個上市公司，都是靠國際資本來完成初始投資的。

IDG、鼎輝、成為等VC、PE與天使投資人的資金來自全球各地，包括中國、美國、歐洲在內的股東都是我們的投資人。

我們選擇上市也是在美國的納斯達克，大部分投資者是美國、歐洲的基金，當然也包括香港、大陸的中國投資者。

中國企業不僅可以非常方便地吸引到國際資本，人才的流動更是如此。

改革開放初期，包括我在內的大學畢業生去美國留學是終極夢想。

如果能在美國留下工作，拿到綠卡，更像是留在天堂一樣。

可現如今許多有抱負的留學生回到中國來就業、創業。

比如我們的創業伙伴梁建章、沈南鵬，都是留學美國，然后放棄了薪酬豐厚的跨國企業工作，回到中國來創業發展。

“制度紅利”和“全球化紅利”疊加在一起，帶動了中國的創業潮。

創業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旋律。

從“中國制造”到“中國服務”另一個紅利是“人口紅利”。

它不僅滋養出“中國制造”的盛況，而且會孕育出“中國服務”的奇觀。

中國曾經借助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成就了世界上“中國制造”的奇跡。

神州大地到處是工業園，到處在開工廠、招商引資;從非洲酋長身上的衣服到美國圣誕節兒童的玩具，從歐洲游艇到蘋果商店里暢銷的iPhone，無一不是“Made in China”。

“中國制造”確實解決了許多城鎮和農村人口的就業，加速了城市化的進程，也給國家帶來了大量外匯儲備;在土地財政之前，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主要也是靠制造業。

但是，制造業可以造就少數富裕的企業主，流水線上的眾多工人收入仍然不高，無法達到中產階級的水準;憑借廉價勞動力、低廉土地、稅收優惠帶來的低成本優勢難以維續;同時，粗獷的發展模式給環境帶來極大的破壞，困擾許多城市的霧霾就是惡果之一。

因此，隨著“中國制造”將廣大中國人民從“溫飽”帶向“小康”，服務業的巨大空間顯現出來。

目前城市化人口超過3億，跟美國整個國家的人口差不多。

未來中國城市化講達到50%以上，城市人口將會超過6億。

這些人口基數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消費大國。

這群人的消費將會帶動世界上最大的服務業產業鏈。

這就是我早在2008年提出來的“中國服務”概念。

“中國服務”的從業主體將會更加多元：有酒店服務員，也有寫字樓里西裝革履的律師;有開網店、開餐館的小企業主，也會有創業公司CEO和投資人。

“中國服務”將會帶來多層次的充分就業，也會給社會各階層帶來相應的收入，中產階級的形成主要依賴服務業的發展壯大。

服務業不同于制造業，對于能源、土地等資源性生產要素消耗不大，可以緩解制造業對環境的影響，會極大程度地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

“中國制造”實際上是貧窮的中國人民為全世界制造廉價產品，而“中國服務”恰恰是富裕起來的中國人民讓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

不管是國營的工商銀行、中國移動，還是外資的百勝集團，包括民營的騰訊、阿里巴巴，都已經躋身世界級的企業行列。

他們無不是靠中國龐大的消費人群滋養和成就。

在龐大的人口帶動下，中國將會形成巨大的內需市場。

而這個市場，將會滋養眾多創業公司，其中將會出現眾多的服務業巨無霸企業。

因此，中國創業的機會更多是在服務業。

“中國制造”已經走到了一個低增長、緩增長的拐點，未來在服務業有更多機會、更多空間，而且服務業的企業有機會成長為世界級的企業、世界級的品牌。